有些史料，非預先有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不能認識，不能評定，不能活用；也有些理論和方法，非先得到充分的史料，不能證實，不能精致，甚至于不能產(chǎn)生。中國社會史理論爭斗，總算熱鬧過了。但是如果不經(jīng)過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局部歷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進一步的理論爭斗，斷斷是不能出現(xiàn)的?！@個半月刊不把方法當結論，也不是沒有一點什么疑問，沒有什么假設，單純排起材料來的。這個半月刊要集合，要歡迎在切實的方法之下搜集的材料。只要有相當?shù)牟牧?，足夠提出一個問題來，或足夠說明一個項目，便可登載。對于成熟的系統(tǒng)的論文，固然萬分的喜悅，便是一斷片、一段落，都可以收羅。

這就是父親編輯出版《食貨》期刊的宗旨和態(tài)度。不久，“食貨學會”成立。當時為《食貨》寫作的青年學者俱為一時俊彥，儼然形成“食貨學派”。從1931至1934年，父親除了編輯、講學之外，專心致力于寫作，成果豐碩，也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國理論界的地位，學界有稱這個時期為“陶希圣時代”者。顧頡剛也曾經(jīng)稱陶希圣和郭沫若為“研究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最早的兩位大師”。

1935、1936年西安事變前后，日本窺伺華北日亟，左派分子煽動學潮，一時言論口誅筆伐，父親亦撰文抨擊，引發(fā)愛國熱潮，無形中成為青年崇敬的導師之一。已印刷8次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是年再出“新一版”。時隔7年世局有變而社會一點也沒有進步，他在《新版序》中痛心地寫道：

民國十七年，我們還常常說到中國國民黨民十三的改組，還常常鼓吹革命。七年之后，我們還能不能再這樣說呢？當民十三改組時，國民革命建立的是兩個大口號：一個是“打倒帝國主義”，一個是“打倒軍閥”。十年之后，我們還敢不敢再這樣喊呢？那時候，我們還痛斥中國的士大夫，七年之后的今天，我們還可不可以對士大夫說個“不”字呢？那時候，我們還常說到農(nóng)夫工人，現(xiàn)在農(nóng)夫工人又到那兒去了呢？革命已經(jīng)失敗了。新式士大夫已經(jīng)抬頭了。農(nóng)夫工人已經(jīng)躲到茅檐底下凍餓去了?！?/p>

1937年，任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授課著書之余，或演講、或撰文，駁斥中共言論，指為分裂中國的陰謀。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父親只身離開北平輾轉到廬山，17日參加蔣委員長主持的“牯嶺茶話會”。受邀出席茶話會的平津各大學校長、教授，包括張伯苓、蔣夢麟、胡適、梅貽琦等人。委員長曾單獨接見父親，鼓勵他情勢好轉后回北平指導國民黨的言論。8月，加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五組，從事國際宣傳工作，9月應聘為國民參議員，從此躍入政治漩渦。

1938年1月，任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參事，與周佛海在漢口同辦“藝文研究會”，擔任設計總干事（周任事務總干事），為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表明國民革命與抗戰(zhàn)建國之立場與政策。7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當時一些知名學者和黨政要員，時常聚在一起議論局勢，間或批評當時甚囂塵上的抗戰(zhàn)言論為高調(diào)，有人戲稱他們?yōu)椤暗驼{(diào)俱樂部”。其實，“高調(diào)”、“低調(diào)”這些名詞，父親早在1936年就在《獨立評論》上提出了，他說高調(diào)低調(diào)沒有絕對的是非，不適應現(xiàn)實的高調(diào)，有時反而是一種妨礙。胡適也在刊物上說過“要辦一個唱低調(diào)說老實話的刊物”。

9月“藝文研究會”遷重慶。12月5日赴昆明，19日隨汪精衛(wèi)飛抵河內(nèi)，不久轉赴香港。8月26日，赴上海參加汪日和平談判。次年1月3日與高宗武一同潛離上海，5日抵達香港。21日與高宗武聯(lián)名致香港《大公報》揭發(fā)汪日密約《日支新關系調(diào)整要綱》及附件。這段過程即抗戰(zhàn)初期震動中外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是父親政治生涯中一段為時短暫的插曲，但不可諱言，它卻是中國抗戰(zhàn)史上一件扭轉局勢的大事：它揭發(fā)了日本軍閥脅騙汪組織簽訂賣國條約以遂其侵吞整個中國的惡行與野心，徹底破滅了欲藉對日談判取得和平的幻想，因之更加強了我國全民抗戰(zhàn)到底的決心。

1940年6月起，父親在香港創(chuàng)辦“國際通訊社”，編印《國際通訊》周刊，選譯國外報章雜志的論文，及編譯者撰寫的國際時事評論，為國內(nèi)提供世界局勢及國際問題的參考材料。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日本飛機轟炸港九。12日九龍淪陷，25日港島英軍投降。次年1月28日隨惠陽還鄉(xiāng)隊逃離香港，歷經(jīng)艱險經(jīng)韶關、桂林，2月25日回歸重慶，在委員長侍從室第二處主任陳布雷手下?lián)蔚谖褰M組長。工作是研究與撰述，與中央宣傳部保持密切聯(lián)絡，參加宣傳部社論委員會，討論戰(zhàn)時報紙的宣傳方針，同時為蔣委員長編寫專書。1943年初，《中央日報》改組，胡健中任社長，陳訓畬任總編輯，父親為總主筆。父親從此改變教授的生活方式為記者的生活方式。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國民政府還都南京后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集中精力為國民黨作宣傳工作。

1949年隨國府遷臺，父親雖在國民黨中央位居要津，主管中央及地方黨報言論，及奉命負責黨改造的文宣工作，仍不忘為文多篇回憶當年參與對日和談時的心路歷程，《潮流與點滴》即在此時出版（1962年起在《自由談》及《傳記文學》連載，1964年出書）。他在序中寫道：“在中國革命的潮流中，我只是一個點滴?！彼砟瓿２粍俑锌鹤约阂簧驘o從政之大志，卻身處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中，經(jīng)過巨大風浪，做出“翻江倒?！敝?，回顧前塵，連自己都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