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何滿子就是因此而失去了女友。1938年，他與志同道合的女學生郭維瓊經(jīng)武漢到延安。何在陜北公學學習，郭進入安吳堡青年訓練班，兩人保持著親密聯(lián)系。約半年后，何忽然接到郭的來信，言組織上安排她陪同一位老干部到晉察冀前線。

何滿子在名為《跋涉者》的自傳中回憶：“陜公”與安吳堡青訓班常有人來往，我得知一些情況，知道我們的關(guān)系完了。

曾在抗大、中央研究院學習的石瀾，卻因與老干部結(jié)婚而受到質(zhì)疑。她于1942年同被稱為“紅軍書法家”的舒同結(jié)婚。她在《我與舒同四十年》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婚姻：

我是一個貌不驚人、才不出眾的女子，涉世未深，只因國難當頭而投奔延安尋求真理，承蒙錯愛。

但在后來延安整風的審干運動中，石瀾卻被審干人員質(zhì)問：

你是怎樣選擇和舒同結(jié)婚的？延安有那么多年輕男子追求你，你都沒有看上，偏偏找個比你大十多歲的老紅軍，是不是因為他是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

當年的延安，許多老干部與知識女性成就了紅色婚姻。但因雙方巨大差異，也釀成了一些悲劇。女博士陳學昭在《延安訪問記》中這樣寫道：

他們有的從沒有見過資本主義社會，也更沒有接觸過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女子，不用說，更沒有戀愛過，他們也不會知道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女子會玩些什么把戲。當他們，有一天，愛了的時候，那種方式，將是十分粗糙，十分激烈，而成為帶一點原始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