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新中國的現實和歷史，也是一個烏托邦接著另一個烏托邦。

關于新中國歷史，從1949～1978年的這近30年時間，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思想家和哲學家可以從各種角度去解讀、剖析和評說，但我作為一個從小就充滿烏托邦理想的小說家，其感受就是一句話：那近30年里，我從出生到長大，充滿著理想的烏托邦，而我的親愛的祖國，也和我一樣，和一個幼年的孩子一樣，充滿著理想的烏托邦。我的理想是當皇帝，可這個民族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我為了當“皇帝”，在部隊做過各種各樣的事情，荒誕的，可笑的，令人作嘔的。比如，在學雷鋒運動中，我為了獲得領導的表揚，曾經在晚上睡覺時，把連隊的掃把藏在被窩中，這樣第二天軍號一響，我就可以掃地了；而沒有掃把的戰(zhàn)士，就只能站在邊上看我掃地。其結果就是，在晚上連長、指導員的評比中，我受到了表揚。受到了表揚，我就成積極分子了，就距離提干、入黨近了那么一點點。別忘了，我想當“皇帝”，入黨和提干是一個開始，是萬里長征中的第一步。還必須知道，“學雷鋒”并不單單是做好人好事，它還是社會主義的道德積累，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建設。這就是說，你個人烏托邦的實現之路，必須在新中國烏托邦的實踐中實踐和進行。可是社會的烏托邦，前30年是實現共產主義，為了實現共產主義，中國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革命、斗爭、批判、運動，這中間不知死過多少人，流過多少血；有多少無辜的生命，成為通往共產主義路途邊的墳丘和野草。然而，中國終于從那個烏托邦的夢境中醒了過來，開始了改革開放、發(fā)展經濟。今天，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30年，經濟上確實蓬蓬勃勃、發(fā)展迅速，有錢的人確實過上了“皇帝”的生活，沒錢的人，也確實不會再像“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樣受苦。關于中國的富裕，關于中國經濟的強大，關于中國的未來，因為我兒時的當“皇帝”的烏托邦理想沒有實現，沒當上“皇帝”，就沒有能力把握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可是，經過了這30年，我目睹了這個國家的變化。我為這樣的變化而欣慰。然而，在這種變化中，我隱隱地感覺到，中國是從一個烏托邦中醒來，又走進了另外一個烏托邦。從共產主義烏托邦中退出來，又一步跳進了“資本主義的烏托邦”，跳進了一個新的烏托邦。

這個新的烏托邦所帶來的災難，我認為已經開始在中國社會中顯出端倪。比如近年中國的沙塵暴、大臺風，冬天時南方有大雪災，而北方卻少有飄雪。20世紀90年代連續(xù)出現的大洪水，新世紀頻繁出現的礦難和“黑磚窯”事件，還有什么非典、禽流感、口蹄疫、手足口病……關于這些，我已經談了很多，舉了很多事例。這些事例，從表面上看，有許多的“偶然”成分，但把這些“偶然”合起來看，有沒有必然成分呢？這種必然和今天中國的飛速發(fā)展，和13億人口的“小康”、“中康”、“大康”的烏托邦夢境，有沒有關系呢？是不是一種新烏托邦夢的病癥，在一個民族身上發(fā)作的開始呢？

還有人心，可怕的人心。

共產主義烏托邦時期，中國人都有“集體主義”思想?，F在，在新的富裕和強大的烏托邦的夢境里，我們現在只剩下了私欲主義……

關于新的烏托邦夢境，我認為有兩種情況，一是我在杞人憂天；二是大家都還在夢中沒有醒來。在生活中，我愿意做前者。在寫作中，我注重后者，哪怕我看到的是片面的、錯誤的、偏激的，但它是我個人對這個世界的認識，是我個人面對現實，需要在自己的作品中發(fā)出的聲音。這個“個人的”，是寫作中最為重要的。所以，我的寫作，就一直是在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寫作。我的語言、結構、敘述、故事、人物、形式等，包括我對現實的認識和寫作態(tài)度、寫作立場及文學的表達與追求，其實也就是一句話：“烏托邦”籠罩下的個人書寫。

2008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