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在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狂潮的背景下，康有為上《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正式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康有為在這份奏折中發(fā)出“變則能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的警告。從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yōu)橹?，變法進行了103天，亦稱“百日維新”。在這短短的103天中，維新派在光緒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鼓勵實業(yè)，設立鐵路、礦務、郵政局，廢除八股、改革科舉，訓練海陸軍，裁汰冗員、整頓機構，允許官民上書言事等一系列變法舉措，引起了廣泛的反響。

但是，新法在地方上的推行卻不盡如人意，除了湖南巡撫陳寶箴等少數官員以外，大部分地方督撫都采取觀望甚至抵制態(tài)度。到6月11日，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并大肆搜捕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流亡境外，譚嗣同、劉光第等六人被殺于北京菜市口，史稱“戊戌六君子”。變法被扼殺于搖籃中。

戊戌變法實際上是一次以日本為師的嘗試。在甲午戰(zhàn)爭以后，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宗旨的洋務運動已經宣告破產，維新派正是看到了日本的成功，所以萌發(fā)了向日本學習的思想。用康有為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假日本為向導，以日本為圖樣”。在康有為的維新策劃案 《應詔統(tǒng)籌全局折》中，我們不難看到他提出的主張多是對明治維新的“山寨”化：“大誓群臣以革舊維新”是仿效日本明治天皇的“五條御誓文”，“開制度局于宮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為參與”是仿效明治初年的《政體書》中的議政官制，甚至連“參與”一職的名字也是原封不動照搬，康有為還寫就了一本《日本變政考》以資參考。

但這次“以日本為師”的變法為何只維持了103天就以失敗而告終？相比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百日維新令人扼腕不已。后世的許多人也在不斷地思考，為什么同樣是變法維新，日本能夠成功而中國卻失敗，這恐怕并不能僅僅用中國“反動勢力過于強大”這個原因加以搪塞，我們還必須從變法的過程、內容等方面來做深層次的判斷。

首先，作為一場“以日本為師”的維新運動，康有為等變法維新派究竟對日本維新的情況了解多少？他們對日本維新情況的分析是否科學？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們從康有為的《日本變政考》一書中可以看到，康有為對日本維新的認識其實是很膚淺的，甚至他還出于自己的需要，在敘述日本維新的時候篡改史實。同時，康有為在著作中還暴露出了他“不知彼，不知己”的缺點，天真地認為日本維新的困難要比中國更大。因此，他過于樂觀地提出“若以中國之廣士眾民，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規(guī)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這樣的“預言”。殊不知日本作為一個資源貧乏的島國，對西方列強來說吸引力要遠小于地大物博的中國。且日本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先有“蘭學”熏陶，后有幕府“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初步改革，這為變法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外，明治政府也是一個比中國清政府更有集權能力的政府。這些康有為等人并沒有認識到。由此可見，康有為對中國、日本的實際情況所知甚為膚淺，政治眼光充滿了書生氣。在不了解師傅，也不了解自己的情況下推行的這一場變法，只能是一次“山寨”，達不到深層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