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當時社會矛盾已經(jīng)激化，各地農(nóng)民起義此起彼伏，老百姓和江湖豪強為了生存，不得不落草為寇、揭竿而起，與官府做對。募兵制一出，就給了那些走投無路之人一個當兵吃糧的機會，那些不安定分子也搖身一變，有了為國效力的機會。

第三，隋代武風極盛，武人地位遠遠高于宋代以后，對武人和有志之士而言，有仗打，就意味著可以在戰(zhàn)爭中升官發(fā)財，建立功業(yè)，算是一條不錯的出路。

果然，募兵令一出，天下壯士云集涿郡，袒臂相從，大有“高句麗不滅何以家為”之勢。

當然，高手畢竟是有限的。大多數(shù)地方官府變本加厲地抓壯丁，很多地方甚至把所有成年男子都抓起來送上前線，致使民間十室九空、田地荒蕪，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遭到了極大的破壞，百姓對朝廷更加不滿。

當然，楊廣才不會去理會這些——成大事者，又豈能在意區(qū)區(qū)草民的死活？只要能夠打下高句麗，就算國內(nèi)老百姓死光了，楊廣也在所不惜。

做好了物質(zhì)和兵源上的準備后，楊廣大赦天下，恢復了宇文述、來護兒等人的官爵，給了他們一次戴罪立功的機會；同時命刑部尚書衛(wèi)文升輔佐年僅9歲的代王楊侑（已故太子楊昭的第三個兒子）留守長安，自己帶著文武百官東出洛陽，準備再次遠征。

這一年，楊廣45歲，正是政治家最好的年紀。

對于皇帝決心再征高句麗的決定，朝中大臣主要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是堅決反對，他們認為現(xiàn)在國庫空虛，軍民疲憊，天災人禍不斷，各地變亂不絕，絕非出兵雪恥的良機，希望皇帝能夠休養(yǎng)生息幾年，等國家恢復元氣，再行討伐高句麗也不遲；第二種是積極支持，這一派大臣人數(shù)不多，以裴矩為代表，他們很能理解皇帝的“苦心”，認為隋朝完全有能力消滅高句麗；第三種則是折中意見，也是大多數(shù)大臣的看法，他們覺得皇帝無需御駕親征，只需坐鎮(zhèn)洛陽，然后派一員猛將，率10萬大軍前往征討即可。

三派大臣中，只有裴矩最能把握皇帝的心思——楊廣是個好大喜功，偏偏又一意孤行之人（這一點似乎是很多高級領導人的通病，小事可以從諫如流；越是大事，越要堅持己見，好像唯有如此，方能顯示出決策者的英明和與眾不同），別人越是反對，他就越要去做。在楊廣看來，上次大敗是因為從一開始就沒打算真打，才會幾次三番被高句麗人忽悠，遭了乙支文德那廝的暗算；大隋國富兵強，真要認真起來，豈會連區(qū)區(qū)高句麗都收拾不了？就連裴矩自己都相信，只要隋軍認真去打，就沒有不勝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