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tǒng)限購邏輯三要素：短缺、收入差距過大、特殊需求

限購的傳統(tǒng)理論是收入差距大，同時，限購的產(chǎn)品出現(xiàn)了供給不足，而且該產(chǎn)品是生活必需品（邊際效用下降較快），或者該產(chǎn)品在各個消費者之間效用差距極大。另一個產(chǎn)品是其他普通產(chǎn)品，其邊際效用是常數(shù)。這個理論在經(jīng)濟學界應該不必太多解釋，也沒有太多爭議，有點類似博弈論的百姓定理（Folk Theorem），結論都知道，表述和證明各不同。

生活必需品（例如糧食）的情形是這樣的。設想社會由兩人組成，其收入不均。如果糧食供給充足，低收入者有足夠收入，于是，兩位均以市場價消費糧食，以至各自都達到一定的糧食消費量，余下收入消費其他產(chǎn)品。因此，每人的糧食邊際效用均等，糧食的分配達到效用之和極大化。而假如糧食供給非常不足，遠遠達不到以上的糧食消費量之和，這時，如果繼續(xù)按照市場原則分配，糧食價格會飆漲，收入低者傾囊消費于糧食，其消費量還是比不上高收入者。于是，低收入者糧食消費的邊際效用明顯大于高收入者（即更加饑餓），社會福利沒有極大化。

現(xiàn)在如果引入限購，即每人限量購買一半的糧食供應量，此時糧食需求下降，價格下降，結果會是拉平糧食消費，拉平邊際效用，使得社會福利極大化。注意，如果收入是均等的，那么即便不限購，糧食消費也會平等，社會福利也是極大化的。所以，憑票供應，如糧票制度合理性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收入不均。

第二個例子是挽救生命的高端醫(yī)療服務。伴隨著現(xiàn)代科技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一些可以延長乃至挽救生命的醫(yī)療技術。但由于是新技術，其供應往往短缺，這些也是高成本的醫(yī)療技術。假設每個消費者的偏好相同，即大家對延長生命所賦予的效用是一樣的。如果按照價格機制分配的話，那么，高收入者得到的更多。現(xiàn)實情況往往如此，但不是社會福利極大化的。后者要求限制對高端醫(yī)療服務的消費，不是出價高者得，以此拉平消費，均等邊際效用。要達到這個目的，辦法很多，比如用排隊的方式來解決。這也是限購的一種方式，因為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第三個例子稍微與眾不同一些，模型稍微復雜一點。那就是美國在越戰(zhàn)時期的強制征兵制度。當時的辦法就是按照出生年月抽簽。筆者在密歇根大學工作時的一位同事羅杰? 戈登（Roger Gordon）不幸被抽中，當過兵，但他有一技之長，在軍樂隊吹單簧管，沒上第一線。因此，他對征兵問題感受極深。筆者與他以及清華大學同事白重恩曾經(jīng)合寫過一篇文章。該文是談經(jīng)濟改革中的稅收問題，原本與征兵無關，但寫作過程中，羅杰特別談到征兵問題，隨后以此為靈感創(chuàng)造了模型。筆者和白重恩開始略感突兀，但還是欣然接受。該模型描述了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使用市場機制，逃避征兵的指標會有個價格，那么，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花錢逃避征兵，低收入家庭則做不到，至少當時銀行不會為此借錢。這種分配方式很顯然不是福利極大化的。因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對征兵的厭惡感可能還高于高收入家庭，比如羅杰的家庭收入不高，但他是個非常有才華的學者，特別不喜歡軍營生活。于是，市場機制會導致如下的扭曲現(xiàn)象，即，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征兵，而他們被征兵的負效用明顯大于逃避征兵的富家子弟的負效用，因為他們收入低，不得已還是當兵。因此，即使不考慮道義問題，僅僅是從經(jīng)濟學福利極大化的角度來看，按價格機制來購買逃避征兵義務的辦法不是最好的。相對而言，限購( 在此是指不許購買) 之下，社會福利來得更好。抽簽是一個替代辦法，它讓每個家庭以同一概率避免征兵，有錢也買不到避免征兵的指標。事后來看，羅杰本人雖然運氣不好，不幸被抽中當兵，但是他還是認為抽簽比自由買賣指標要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