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洲其他地方處在革命浪潮中時，伊比利亞則處在一場激烈的王朝內戰(zhàn)當中。表面上，與別的地方一樣，極端保守的教派、相對溫和的立憲自由派以及比較激進的民主派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分歧。但是，本質上，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政治與英國的玫瑰戰(zhàn)爭在政治上有很多的共同點。從一個銀行家的角度來看，參與到外國的內戰(zhàn)中沒有絲毫的對錯之分。與其他任何戰(zhàn)爭一樣，內戰(zhàn)也需要金錢支撐，但是由于稅收系統(tǒng)的癱瘓，這些錢通常需要通過借貸獲得。盡管羅斯柴爾德家族比其他銀行家更為謹慎，但他們也作好準備，并愿意向他們認為可能獲勝的一方提供貸款。他們剛開始參與這個國家的內戰(zhàn)時，主要的憂慮就是其他國家可能卷入沖突，繼而引發(fā)歐洲大戰(zhàn)，這對于羅斯柴爾德家族來說，無異于一場噩夢。后來證明，戰(zhàn)爭擴大的情形并沒有出現，盡管英國、法國和奧地利都試圖間接地干預伊比利亞半島的局勢。真正的困難在于，由于缺乏具有決定性的外來勢力的干預，伊比利亞內戰(zhàn)一直拖了下去。這意味著到19世紀30年代末，幾年前籌集的貸款就收不到利息了。隨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債券在19世紀30年代的債券市場中扮演了與拉丁美洲債券在19世紀20年代類似的角色：就如詹姆斯簡單（并一再重復）地說，它們比“狗屎”好不到哪里去。

這種情況并非巧合。因為之前在拉丁美洲發(fā)生的事件不僅將諸如佩德羅這類鬧事成癮的人送回了歐洲，還動搖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財政系統(tǒng)的根基，這兩個國家的財政主要依靠大西洋對岸的王國收入支撐。因此，不僅僅葡萄牙和西班牙政治上不穩(wěn)定，在許多方面，法國也是如此。1830年之后，法國似乎也出現了類似的王朝內斗跡象。伊比利亞問題是一種慢性的國家破產。試圖從兩個一直徘徊在破產邊緣的國家里賺錢，比樂觀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起初設想的要困難得多。

在兩個國家中，葡萄牙的故事沒那么復雜，但利潤也沒那么豐厚。我們已經看到，19世紀20年代，內森已經對葡萄牙和她的姐妹王國巴西表現出了興趣，向兩者都提供了貸款，他當時是出于這兩個地方都是英國傳統(tǒng)利益圈的考慮。這樣做的時候，他相當于向即將到來的內戰(zhàn)對立雙方提供了貸款：內森在1828年支持了米格爾的政變；佩德羅—巴西國王，瑪麗亞二世的父親，而瑪麗亞二世正是米格爾推翻的葡萄牙女王。1831年4月，佩德羅被迫將王位傳給兒子，并且立刻動身前往法國，打算將他的女兒重新扶上葡萄牙王位。不知道出于什么樣的原因，法國自由派（以及一些英國輝格黨人）傾向于認為與佩德羅志趣相投，而把米格爾看做葡萄牙的查理十世。因此，佩德羅在巴黎籌集資金，在英國準備隊伍就十分容易。到1832年7月，他攻占了波爾圖。但是，由于民心相悖，他直到1834年5月才最終迫使米格爾投降—這一勝利主要歸功于英國海軍上尉查爾斯·內皮爾的幫助。4個月后，佩德羅去世，剛好可以將自己的女兒重新推上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