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問題還有，依靠領薪的代理人的這種傳統(tǒng)體系操作起來也變得越來越困難。正如貝克爾和法爾德在阿姆斯特丹的例子中所說明的，當市場充滿了各種機會的時候，你很難要求代理人完完全全地只投身于羅斯柴爾德的生意中；而他們利用自己的賬戶做的生意越多，也就更像是變成了競爭對手。納蒂或許會談到通過“采用……耶穌教會所使用的類似體制”來“取代”代理人，“首先，不讓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待得太久，而且還要派一名聽話的猶太人去監(jiān)視并隨時匯報”。但是，不需要否認，老的代理人體系確實顯得過時了。邁耶·卡爾對漢森曼的貼現(xiàn)公司的倚賴和對布雷希羅德的敵視也是這種潮流的一部分。

甚至在羅斯柴爾德各家銀行的機構中，過去的做法也顯得過時了。邁耶·卡爾在1873年時抱怨道：

一個職員離開銀行后，要不就到另一家銀行做經理，要不就用自己的錢創(chuàng)建一家銀行。那些擁有巨大野心的猶太人是最壞的雇員。我知道他們只是想要把鼻子伸到四面八方，去掌握盡可能多的資訊，當發(fā)現(xiàn)什么適合他們的機會的時候，就會立即走人。根本就沒有什么好職員，我告訴你那些都是完完全全的天真幻想……所有的這些新銀行都開出了這樣的薪水，以至于根本沒有人想著努力工作。

從一開始，羅斯柴爾德體系就排除了讓有才干的“外人”能升到比“職員”更高的位置上的可能性，以防止任何可能出現(xiàn)的對家族控制權的連續(xù)性的挑戰(zhàn)。一旦股份合作制銀行提供了“向能人開放的事業(yè)前景”，要想吸引和留住有能力的員工就變得越來越困難—這也是邁耶·卡爾離開的原因。

同樣，法蘭克福銀行的衰敗并不僅僅是因為邁耶·卡爾和威廉·卡爾沒有生育出男性繼承人。也不應該太過于責備兩兄弟沒能把業(yè)務做得更成功，盡管結果確實很令人失望，而且威廉·卡爾早在1890年就準備參與到經營活動中。還有部分原因是法蘭克福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與柏林相比在日漸衰落。事實上，其他合伙人在威廉·卡爾去世后都還在謀劃開一家“重生的或者新的法蘭克福銀行”，但是這個計劃最終被放棄了，很可能是因為與法蘭克福當局的稅收爭議沒有解決。最后的結果是，羅斯柴爾德財富的根本源泉—M·A·馮·羅斯柴爾德公司終于在1901年關閉?？梢钥隙ǖ氖?，羅斯柴爾德家族仍然保持在法蘭克福的存在。事實上，米娜的丈夫馬克斯·戈爾德施密特一直致力于讓羅斯柴爾德的名字繼續(xù)傳下去—雖然是添加在名字的后面。盡管“馮·戈爾德施密特·羅斯柴爾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是法蘭克福城里（而且事實上是整個的德意志）最富有的人，而且盡管家族成員在1911年前10名納稅人中就占了5名，但是他們的資本收益卻非常低。成為羅斯柴爾德實力衰落的另一個標志的是，老銀行里的大多數(shù)員工都去為貼現(xiàn)公司工作了；與此同時，根據威廉·卡爾的遺囑，由阿姆謝爾和薩洛蒙把他們繁榮的第一次高峰期間建于法爾伽斯的辦公大樓變成了猶太人古代文物博物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