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名世是康熙四十二年的探花，他的詩文，在“出事”之前很有聲名。他和年羹堯是同年，但并無特別的私交。年大將軍凱旋，朝臣能攀得上交情的，都有頌詩，這是官場風(fēng)俗，人都如此的。后來年羹堯奉旨自殺，雍正擔(dān)心落下兔死狗烹之譏，乃大興株連。雍正的脾氣是，如果一件事自覺心虛，反要大叫大嚷，大操大辦，以示理直氣壯。錢名世倒霉，也給扯了進去。

倒霉的原因，今天已不可盡知。通常，是以為他的某幾句頌詩，不小心犯了雍正的忌。但在群臣和年羹堯的唱酬中，比那不小心的還有的是；況且只有千日做賊，沒有千日防賊，再謹慎的詩作也禁不起雞蛋里挑骨頭。還有一種說法，以為是錢名世的人緣不好，所以成了軟柿子；但他的名聲大壞，是在詩案之后，而非以前。

不管怎么說，雍正選中錢名世來做反面榜樣。后來的事大家都知道，雍正把錢名世罵得龍血噴頭，還別出心裁，御筆題寫了一塊大匾，曰“名教罪人”，掛在錢名世家屋門。為了防止錢家遮蔽，命令常州知府、武進知縣，隔三差五去錢家檢視。

雍正有些政治手段的發(fā)明，頗為后人繼承。如清廷摧殘士氣，一開始只會用暴力，以后漸漸深入靈魂。雍、乾兩位皇帝，自己就是半個文人，知道何者為恥，何者為士人所不能忍。皇帝不殺錢名世，顯得仁心寬大；而對對方的挫辱，用雍正自己的話說，為“雖顏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試想錢家老少，出入于這樣一塊匾額之下，幾輩子都抬不起頭來。這就叫心刑。

雍正很會用裹脅之術(shù)。錢名世革職出京前，雍正命在京的文官各為詩文，“記其劣跡，以警頑邪”。既然小說可以謀反，詩歌當(dāng)然也可批判。奉詔作詩的，一共三百八十五人，“廉恥俱淪喪，甘心媚賊臣”、“怪爾顏何厚，偏偏諂媚詞”等，痛罵錢名世無恥，頌揚皇帝寬大。雍正把這些詩，讓錢名世自己掏錢刻印成集，發(fā)給各省學(xué)校，讓天下人都知道有一個無恥的錢名世。

這三百八十五人，各依才學(xué)，奉上官樣文章。據(jù)說最工的兩句為陳萬策所寫：“名世竟同名世罪，亮工不減亮工奸?！钡駛鞅尽睹套锶恕防铮惾f策的詩中并沒有這兩句，可知只是傳言—碰到這種事，誰也不想一不小心作出首名篇。沒見到有哪個人格外地雕詞煉句，也沒見哪個人把這次寫的聲討詩收到自己的詩集中，因為這些人知道，這不是什么光彩照人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