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任何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與歷史中或者現(xiàn)代的一些現(xiàn)象作比較的嘗試都被視做試圖理解那個政權(quán)及其所犯下的罪行的話，那么歷史學(xué)家只能保持沉默了。

——弗朗索瓦·傅雷，1998

引言:從歷史而非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

德國哲學(xué)家彼得·斯勞特戴克說，國家社會主義黨對猶太人進行的大屠殺和斯大林的“清洗運動”并列為19世紀的不仁行為。對幸存者以及他們的后代而言，那是一個巨大的傷害。而德國人民也同樣受到了傷害，因為那是一場假借他們的名義進行的屠殺。德國納粹令人難以置信地如同流水線作業(yè)般消滅了數(shù)百萬人，奧斯維辛也從此成了恐怖集中營的代名詞。因此，這么多年來任何試圖解釋那段歷史的嘗試都會受到批判和阻止，到頭來都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希特勒傳》的作者約阿希姆·C·費斯特將這種行為稱為“邪惡的排擠”，因為如此這般就將希特勒排除在了歷史之外。人們將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拋諸腦后，即針對每個歷史時期提出問題，在此基礎(chǔ)上實現(xiàn)對那段歷史的深層理解。其中，論述的客觀性是必須遵守的。禁忌、國民教育、儀式化只會將歷史變成神話和傳說，是歷史研究的錯誤方向?！爸挥幸粋€客觀純粹的、超越道德評價的歷史記錄才是衡量評價國家社會主義所犯罪行的基礎(chǔ)。”?？斯隆ひ蹙S·巴克斯和萊納·齊特曼在他們合著的《過往的陰影》中如是寫道。他們要求將國家社會主義“歷史化”，如同馬丁·布洛查特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所提出的那樣。這個來自慕尼黑的歷史學(xué)家曾警告不能將國家社會主義及其罪行只是定義為“異?！?，看做“德國當(dāng)代史上的孤立現(xiàn)象”而是應(yīng)該像對待其他歷史時期一樣去剖析這段歷史。如果將屠殺猶太人的行為放到德國歷史和歐洲歷史的大背景中去看，那么我們就可以理解得更加充分。

然而布洛查特的觀點并未得到廣泛的認同。因為如果誰在今時今日去研究那段大屠殺或者是大屠殺前傳的話，就會被扣上冷血無情的帽子。他的行為還會被人說成是想為德國減輕對其戰(zhàn)爭罪行所應(yīng)負的責(zé)任甚至是為德國開脫罪責(zé)。但是，這樣的觀點可能比較符合作家馬丁·瓦爾澤的想法。他因為1998年在法蘭克福保羅教堂前的講演而被稱為“精神縱火犯”。2002年，他曾和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在一個于柏林舉行的關(guān)于二戰(zhàn)的討論中一起討論“民族、愛國主義和民主文化”這個話題。他說，一戰(zhàn)戰(zhàn)勝國主導(dǎo)的、野蠻的《凡爾賽合約》無疑是希特勒上臺和奧斯維辛屠猶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