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校團委通知我，天津市青年團來人了解我中學情況。

后來才知道，來人以青年團的名義，實際上是天津市公安局的調查人員。

他們提到的主要問題，第一個就是與蔣介石的關系。

我講述了全過程，出示了蔣介石贈送的鋼筆等。來的三個人把鋼筆拿去，把筆帽旋開取下，傳來傳去，看了又看，似乎想從中找到什么秘密，但最后還是什么也沒有發(fā)現(xiàn)，只好還給了我。

他們著重追問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學時期，我組織的社團，來往人員的名單以及在巴蜀學校的活動等。

我都詳細回憶了，還回憶了當年除了同學外我接觸的有社會經歷的人員，其中如：

國民黨部隊的何英上校。我好交際，與他常聊天，他對我并沒有說什么，只是表示想回廣東務農等話。

另一位名叫汪俊宏，原國民黨青年軍軍官，在東北參加國共內戰(zhàn)，被共產黨俘虜，受教育后遣返四川原籍。他只向我講過“共產黨斗爭殘酷”，并沒有涉及更深的政治內容。

還有一位叫王俊千，是從濟南到上海的流亡學生，是中學同學王宇偉介紹認識的。王在上海參加國民黨軍隊，隨軍到重慶。屬國民黨將軍李彌的部下。不愿撤退到云南，要求我給他一些盤纏，以逃離國民黨軍隊。我送給他一些錢和幾套舊衣服，協(xié)助他當了國民黨軍隊的逃兵，滯留在重慶。

實際上，我協(xié)助過兩個人脫離國民黨軍隊，反過來卻說我與國民黨軍官勾結，要我寫出交代材料。以上幾人的情況，我都毫無保留交代得一清二楚。

巴蜀中學同學雷雨生，與我交往較多。1949年，他曾跑到香港去找父母，半年多又返回重慶。這一走一回就構成了問題，被當成重點審查對象，要我交代他是否有政治方面的“陰謀”。

據(jù)我所知，雷父是“夔門”號輪船船長，1949年，共產黨派其父到香港對另外兩艘輪船策反成功。因為屬于“黨的機密”，只有單線關系，旁人并不知情。雷父以后回國卻被逮捕，關押多年，直至找到證人才放出牢獄。雷雨生于1949年，去香港找父親，主要原因是發(fā)現(xiàn)自己得了肺結核，治結核病的特效藥“雷米封”當時只有香港才好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