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隨想錄》中，他還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館。但是，以今天的觀點看，他對“文革”的否定，沒有超出中共中央《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文革”的評價?？v觀他的《隨想錄》，他對“文革”的反思的確很淺，基本上沒有涉及體制等深層的原因。

但是，巴金是在怎樣的背景下“說真話”并且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

那是一個黑暗雖隱但陰霾仍在的年代，巴金寫第一篇隨想《談〈望鄉(xiāng)〉》的時候，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有開幕。文藝界還沒有解凍，剛剛從噩夢中醒來的人們，大多還心有余悸，不敢說真話，不少人的思維還停留在“文革”時代。比如，當(dāng)時剛剛進(jìn)入大學(xué)校園的我，就還和全國人民一道以各種形式虔誠地歌頌“英明領(lǐng)袖×主席”。雖然已經(jīng)出現(xiàn)“傷痕文學(xué)”，但人們還停留在對“四人幫”的控訴或哭訴當(dāng)中，仿佛“文革”的全部罪惡就是因為這四個人，現(xiàn)在“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就再也不會發(fā)生了。

巴金寫下第一篇隨想不久，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這標(biāo)志著中國真正開始思想解放。但且慢高興，從巴金開始動筆寫《隨想錄》到最后完成這部巨著，1978年到1987年這八年時間里，極“左”殘余多次興風(fēng)作浪，“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好幾次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許多知識分子成了驚弓之鳥，噤若寒蟬，選擇了明哲保身；也有不少人幸災(zāi)樂禍，盼望著“過七八年再來一次”。在這種“乍暖還寒”的歷史時期，唯有巴金說真話——注意，我這里所說的“唯有”是特指在巴金這個檔次的知識分子的范圍內(nèi)（比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1981年去世的和巴金同時代的另一位文學(xué)巨匠茅盾）的“唯有”。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說真話”在當(dāng)時，堪稱空谷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