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后，顧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在孫冶方等人的關(guān)心下，于1962年回到中科院經(jīng)濟研究所任研究員?？上Ш镁安婚L，又于1965年被第二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下放勞動。緊接著，“文革”爆發(fā)，妻子汪璧（原名方采秀）也于1968年不堪磨難、自殺身亡。一年后，顧準才在河南息縣的“五七干?！钡弥?。日記中曾有這樣的記載：“悼念亡妻，無法自己。64年前半生經(jīng)歷，處處與秀有關(guān)，此生所有一切歡樂場面，都是秀給的。這幾天，夢中有時出現(xiàn)這樣一二個歡樂鏡頭，醒來悟秀已離人間……”。

然而，下放勞動的顧準并沒有停止思考，甚至冒著風險記下了大量筆記。更為難能可貴的是，1972年回到北京后，他立刻帶病開始更加嚴肅認真的思考和研究，利用北京圖書館的有限資料，做卡片，寫筆記，成就了數(shù)十萬字的論著《希臘城邦制度》。其間，顧準與胞弟陳敏之的秘密通信，尤其閃爍著耀人的思想光芒，多年后被結(jié)集出版為《從理想主義到經(jīng)驗主義》。

顧準對希臘的研究，絲毫不是“發(fā)思古之幽情”，而是為了探索其自身所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問題，即所謂“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也就是革命理想主義的種子為什么會結(jié)出專制主義的惡果這一重大現(xiàn)實問題。而與胞弟的通信，更是讓多年后讀到信件的王元化在為該書作序時寫道，“許多問題一經(jīng)作者提出，你就再也無法擺脫掉”，并承認在編集自己的書稿時，“由于作者這本書的啟示，我對自己一向從未懷疑的某些觀點發(fā)生了動搖，以至要考慮把這些章節(jié)刪去或改寫。這本書就是有這樣強大的思想力量”。

抱病的顧準，終于帶著他不支的身體，在1974年走完了他59歲的人生之路。而要等到十年之后的1984年，他的名字才因為早年在銀行會計領(lǐng)域的成就而引起人們廣泛的注意。還要再等上十年，他的思想價值才得到學術(shù)界和廣大社會的認可和崇敬。比顧準年輕18歲的詩人邵燕祥后來誠摯地寫道：1972年到1974年，顧準正以他孤獨病弱之軀拿起筆來，就“娜拉出走以后怎樣”的問題寫下這些通信和筆記的時候，我卻茍安于河南干校一角，后來又回到北京處在長期待分配中，因而自得地偷閑置散，無所事事，以為可以好好休息休息，從來沒有想到過休息之后該干什么，更沒想到同在一個北京城中，有像顧準這樣的人不知疲倦地作著嚴峻的思考。我這種庸人心態(tài)，很像我后來嘲笑過的那些人：口口聲聲說要保存陣地，但在保存著的陣地上始終不放一彈。我有什么資格來談顧準？詩人這篇題為《只因顧準的思想變成鉛字》的發(fā)言，后來引發(fā)出李慎之進一步的感概，說顧準“給整個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挽回了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