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一個讓人不解的例子，央報新招一位名叫程淑英的非常優(yōu)秀的編輯，頭一天還榮獲一枚亮晶的勝利勛章，第二天，卻又需參加一次為求改發(fā)政府文憑令人痛感恥辱的甄別考試！原因是：智勇俱全的她在“偽校”受業(yè)之際，曾因參與抗日地下活動而遭受日人苦刑，但留在陷區(qū)，讀的卻是“偽”校！

再說，國府財金當局勝利后所定以中儲券二百元始能兌換法幣一元的比率，也定得太高，有人比照當時法幣與中儲券所能購得黃金比率為準，認為兌換應該定為二十八比一才算合理，這等于向陷區(qū)老百姓一次征收一筆太重的苛稅！先期自重慶飛返南京工作的同仁便都承認此一說法，他們當年在重慶吃八寶飯、住竹草房，生活過得非常之苦，及勝利還都，領來一批法幣，幾乎等于掌握一筆美元，在暫以中儲券計價的地區(qū)，一時竟也能夜夜笙歌享受一陣。“不必接收劫收、五子登科（指昧良心接收人員所曾劫收的金子、房子、女子、車子和位子而言），只消有一把法幣，也多能生活優(yōu)裕，受人禮遇。”一位早到南京的同事回憶，“只是這段好景為時甚暫，法幣隨之也就瘋狂貶值！”

說一句有后見之明的話，周佛海審期如能提早，在法幣不曾大貶，人心尚未思“漢”（奸）之前便審，也許斯時民眾還沉浸在勝利光輝之中，對老周便不致那樣大捧其場了。往后再轉過半年，南京更發(fā)生搶米風潮，“左派”學生們也就發(fā)起了反饑餓、反迫害的運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