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與國運

月皓云瀚，漢字江河流淌。

相信每位在國外生活過的中國人，讀到漢字時感覺都是暖洋洋的，那時你像是歷盡艱辛，終于爬出密林瀚漠，于恍惚間見到了父老鄉(xiāng)親。

然而，我在法國讀到第一個漢字時，感覺更多的卻是荒誕。

當時我坐了十幾個小時飛機，住進朋友安排的一家賓館里。在這里，我看見了“父老鄉(xiāng)親”，第一個漢字——那是“愛”。它不是貼在墻上，也不是印在書里，而是以文（明之）身抖動在猛男的一瓣屁股上——猛男正在熒屏里面“間歇性抽搐”。這是法國成人電視節(jié)目里的一個鏡頭，我感覺“鄉(xiāng)親們”被糟蹋了。

好在法國人民明察秋毫，這畢竟是個精致的國家，沒將漢字之“愛”如此“做掉”。更多的時候，漢字在異鄉(xiāng)的境遇還是好的。我曾在法國西部小城的一家舊書店里見到一幅標準的中國字——“書香”，掛在書店已近斑駁的墻壁上。旁邊落的款是：“不問窗外紛紜事，但求世間未見書”。去年冬天，我隨團參觀大西洋邊一個村莊的教堂，沒想到與漢字亦有番奇遇。接待我們的鄉(xiāng)村牧師神情肅穆地站在臺上，單手懸開一軸書法，上面寫著“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讓我們這些遠道而來的中國人感慨不已。

我住在一幢公寓里，鄰居里有位叫Duc的越南教授，中文名字叫“德”，我們時常在一起聊天，Duc對中國充滿好奇與敬意。起初他甚至教我說幾句越南話，但很快，Duc便少了熱情，Duc說其實他并不喜歡越南文字。那是一堆用拉丁字母、部分漢語讀音以及幾個注音符號七拼八湊出來的文字，無論是和中文還是西文相比，都顯得捉襟見肘。越南曾長期使用漢字，并發(fā)明了自己的“字喃”，后受法國殖民者的影響，將文字徹底拉丁化，因此有了這“四不像”（法語、漢語、字喃、拉丁語）文字。

布朗夏爾是我認識的一個布列塔尼族小伙，我們曾聊過《別再死了，語言！》（Halte à la mort des la mort des langues?。┮粫敃r他近乎哀嘆地搖頭——世界正以每年消失二十五種語言的速度（該書觀點）走向“文明一體化”，布朗夏爾相信十五年后布列塔尼語也在劫難逃；同樣悲哀的是，法語在擠逼布列塔尼語的同時，未來也可能會“在英語文化的強大攻勢下走投無路”。空前的文明兼并，陽光下可見的弱肉強食的水印，在整合世界文化的同時也讓世界失去許多色彩斑斕的東西，直至人類文明的叢林里只剩下一種講英文的動物。自十九世紀以來，英語就是這樣，在推進世界文明進程的同時，它也扮演了“語言斷頭臺”的角色。法國人所以恨英語文化，既是世仇，也源于英美今天的咄咄逼人的優(yōu)勢。

和布朗夏爾一樣，我的不少法國朋友對中國文化都十分感興趣，比如中國結藝、剪紙、京劇臉譜，當然也包括漢字。在許多西方人看來，東方之所以神秘，和漢字不無淵源。這些像“被刀耕火種出來的”方塊字，每一枚都散發(fā)著原始繪畫與圖騰的氣息。一位名叫馬奧爾的法國男孩，見到我時常會掏出一個小本兒，讓我教他習漢字。每次看他寫中國字，我都難免會笑出聲來。確切地說，他是在畫漢字，像學素描，講究“三庭五眼”。聽我說普通中國人能認幾千個漢字時，他嚇得半天沒合上嘴。他大概在想，東方人的腦子的確神秘偉大，黑發(fā)之下竟然藏了那么多幅圖案而不混亂。

當然，真愛漢字的還是中國人，那是一種融于血液的熱愛，而不只是出于文化上的好惡或實用的考量。一位來自沈陽的留學生朋友，聽我背了句席慕蓉的“那渡船頭上風里翻飛的裙裳”，歡欣難抑，旋即將它寫在黑板上，然后站在一邊，浩嘆漢字意韻之美。當時的情形讓我一生難忘——他雙手近乎掬著了“裙裳”二字，像圣·?？司w佩里筆下的小王子，呵護自己星球上的那朵玫瑰花。那一刻我相信，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每個漢字都是和狐貍一樣可以被“馴養(yǎng)”的，而不止于唐詩宋詞的意境之美——世界大概還沒有哪一種文字能像漢字這樣可以供人享受人生。

近幾年在網上看新聞，時常會讀到一些讓我歡欣鼓舞的文字，世界經濟“中國一枝獨秀”，歐洲流行“漢語托?！保绹d起了“中文熱”，大家嚷著“你好”到中國搞投資……洋子洋孫們不知道，當年八國聯軍大鬧北京城，唯一沒能搶走的，大概就是漢字了。他們更想象不到的是，在此后的漫長歲月里，漢字險些被中國人自己“刨個坑兒給埋了”。

漢字，讓中國人詩意地棲居。我慶幸漢字逃過了上一個世紀的劫難。它禍起中華衰微的國運，也源自城市脆弱的人心。好在這畢竟是個偉大的民族，穿越歷史無窮的險境，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終以忍辱負重之心，使中華文明薪火相傳，未蒙沒頂之辱。

1918年錢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發(fā)難，在這篇《中國今后的文字問題》中，錢玄同稱，“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以）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錢玄同希望中國能廢除漢字，因為“處處都足以證明（漢字）這個老壽星的不合時宜，過不慣二十世紀科學昌明時代的新生活”。那個時代大多數有頭有臉的文人，對用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漢字幾乎到了仇恨的地步。魯迅被稱作民族的脊梁，卻差點上房揭了“漢瓦”，將漢字綁去“殺頭”。魯迅說，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與此同時，文人政治家瞿秋白也不甘示弱，其對漢字的辱罵幾乎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在瞿秋白眼里，拉丁文字是印有ISO9001標簽的抽水馬桶，代表先進文明。

清末以降，國勢既已衰微，西學乃當務之急，“西體中用”、“中體西用”之爭便是明證。糟糕的是，中國大多數激進知識分子為使“東方不敗”，紛紛將西文視作葵花寶典，“欲練神功，必先自宮”，索性閹了這“象形文字的殘余”。透過一個世紀的煙云，回想起歷史上的這些聲音，我驚詫于中國知識分子勾肩搭背群起趕時髦時有多么瘋癲。無論是國統區(qū)的國語羅馬化運動，還是“漢字一定要走拉丁化”的反右斗爭，都讓我在事后想起它們時冒一身冷汗。語言是一個民族的血液，是承載文明的江河，失去它，就失去了根本。這與古人所說的“亡其國，先亡其史”的道理是一樣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若是將漢字消滅了，對于整個中華民族來說，“山河”就不在了。

陳獨秀與胡適也是主張廢除漢字的。只是胡適態(tài)度稍顯溫和一些，認為一切都得慢慢來，先把漢字變成白話文，再談消滅漢字，因為文言文里有太多的單音節(jié)詞，“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現在的越南語看上去便像是被雨水沖散了的法文，像是拉丁版的方塊字，既不流暢，也不美觀）。胡適持此主張，雖是權宜之計，但他的白話文運動讓漢字這個“象形文字的殘根余孽”能爬出中世紀的茅坑，多少算是救了漢字。所以才有今日漢字與拼音同生共氣的機會，這大概是迄今為止最經典的“中體西用”的案例了。

其實，真正“茅坑援手”、挽漢字茅坑于既倒的還是中國老百姓。因為在精英們努力推廣羅馬漢語和拉丁漢語時，草根階層大多“甘心愚昧”，沒有一點“與時俱進”的精氣神。所謂思想的“龍種”收獲現實的茅坑，字母化在中國一直只停留在自負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書齋里，漢字因此存活下來。這或許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愚昧圖存”的例子。它讓我相信柏克所說的保守主義有其金貴的一面。

200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