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學家進行社會、國家、制度、經濟體系等的比較之時，他能走多遠？奇怪的是，不論歷史學家還是社會科學家，鮮有人意欲將其研究的社會現象進行細致的分類，也就是所謂的分類學（taxonomy）。誠然，亞里士多德僅列舉了158個希臘城邦。而湯因比也只是制作了一個21個文明的表格。不過，至少有一位社會學家曾試圖為所有的社會進行分類。See Marsh（1967）.然而，社會實體不像飛禽、走獸或花卉，并不存在公認的分類學。社會科學界缺乏林奈（Linnaeus）這樣的人物。比較歷史學的大部分著述，僅止步于第二階段，對觀察到的兩組特征進行聯(lián)系。有“歷史之父”美譽的希羅多德的著述中就充分表現此類風格，而19世紀斯塔布斯主教的講座標題“中世紀歐洲比較憲政史”（The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亦是如此。1928年布洛赫力勸歷史學家從事歐洲社會比較史的研究。1959年，以上述為宗旨的學術期刊《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創(chuàng)刊。See Stubbs（1906）；Bloch（1967）.See also‘Comparative Histo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4（October 1980）.質疑比較歷史學的效用的，主要是馬克思學說。馬克思深信所有社會必然歷經相同發(fā)展階段，因此可進行全面性比較。1867年，馬克思寫道：“工業(yè)較發(fā)達的國家向工業(yè)較不發(fā)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彼€警告德國讀者，不可無視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勞工的命運，正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自然法則”，這種命運即將出現在德國。這種法則“以鐵的必然性發(fā)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Marx（1976），p.91.顯然，馬克思進入了第三階段，從若干現象的比較中擬定普遍法則。（有關馬克思的細節(jié)，請參閱第10章）。然而，馬克思畢竟是訓練有素的哲學家而非歷史學家。少有歷史學家試圖從第二階段（將兩種觀察到的特征進行聯(lián)系）進入第三階段制定普遍法則，更不要說“以鐵的必然性”發(fā)生的“自然法則”了。一位英國歷史學家（與美國計量歷史學家福格爾針鋒相對）曾對第二階段有所述評，他說：“重點乃是不論進行多少類比，均無法在歷史中證明什么……真正的（傳統(tǒng)的）歷史中，類比亦有地位，不過微不足道，而其作用乃是構成思考與探索的刺激……且僅此而已，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獲得的類似，并不能證明任何事?！盨ee Elton in Fogel and Elton（1983），p.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