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巧一旦成熟，就能開發(fā)新資料。這些技術(shù)已被大量使用于（如凡西那〔Vansina〕所描述的）對無文字民族進(jìn)行的研究。他們雖不能借書寫來記錄本身的歷史，然而卻能將它保存在通常是非常精確的記憶之中。即使如我們有文字的民族，仍然有許多人或因年齡，或因缺乏教育，不能寫下他們的回憶，然而卻能述說超過六十、七十或八十年的生活經(jīng)驗中的重大事件。因此歷史領(lǐng)域中的新部分，尤其是社會史，業(yè)已被打開，只等歷史學(xué)家瀏覽。

但是，不只老邁之人與貧困人士能提供重要歷史證據(jù)。不只獨裁政府，幾乎所有政府都不大情愿將檔案公諸歷史學(xué)家。結(jié)果往往是重大事務(wù)均遭隱匿，不為公眾所知。上述企圖并不成功（比如說1917年英軍內(nèi)的一些嘩變事件）。是回憶錄及口述研究而非書面文獻(xiàn)，使得真相仍能為人所知。關(guān)于英、美兩國政府企圖扭曲歷史的事例，可參見蓋文·普林斯（Gwyn Prins）之《口述歷史》（Oral History）一文，收錄于P.Burk（1991），pp.127-128，131-132，135-136。

因此“當(dāng)代史的撰寫不能沒有口述資料”。Vandecasteele-Schweitzer and Voldman in Perrot（1992），p.41.至于訪談對象，塞爾敦（Anthony Seldon）和帕普渥斯（Joanna Pappworth）二人的大著表明，已不必受限于貧困、無文字及受壓迫的人們。這二人已經(jīng)看出“自鍛鑄或目擊歷史事件者處搜集資料”的重要性--也就是指領(lǐng)袖人物而非群眾。塞、帕二人曾引述一位專業(yè)歷史學(xué)家的見解，他說這類口述資料足以透露“人類動機(jī)的復(fù)雜性，以及歷史‘真相’的難以捉摸的本質(zhì)。關(guān)鍵就在于證據(jù)，在于文字與事跡間的含混關(guān)系”。See Seldon and Pappworth（1983），p.156.這種說法正如同俾斯麥所堅信的文獻(xiàn)資料無用說。See above, p.81.

當(dāng)然，口述歷史亦有缺陷，絕大多數(shù)情況都是不能追溯超過一個世代的事情。The study of oral tradition is another matter.See Vansina（1973）.它卻能在當(dāng)代史研究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當(dāng)代史（大約半個世紀(jì)以來之事）十分有益，不僅是其中所述說之事很有價值，同時還有它能給予歷史學(xué)家絕佳的訓(xùn)練--這種訓(xùn)練成果足以使他用之于較早的各時代。See Butterfield*餾 remarks，p.76 above.See also Seldon（1988）.另一個好處尤為婦女史研究者所稱許：“在婦女史領(lǐng)域中，記憶乃是中心問題，因為女性一直是受壓抑的群體，她們的歷史曾遭否認(rèn)。召回她們的記憶就是召回她們的往昔、她們的歷史……”Vandecasteele-Schweitzer and Voldman in Perrot（1992），p.43.因此，對增進(jìn)某一族群的歷史性（這就是促使他們覺察自身在歷史上的地位）這一重要工作而言，口述歷史的助益甚大。For ‘historicity’ see pp. 41-42 above.

以上所述，仍嫌簡短。若要深入研究口述歷史，我們可參閱下列各位名家的經(jīng)典作品：如凡西那和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的、漢尼吉（Herige，1982）的、普林斯的著述，伯克（1991年）編的文集中《口述歷史》一文，塞爾敦（1988年）的、塞爾敦及帕普渥斯（1983年）的著述，以及期刊如《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口述歷史評論》（Oral History Review）。以上作品皆列于本書參考書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