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對李鴻章的事業(yè)進行探究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這樣一種現象：在對國內貪污腐敗以及裙帶關系這類事情的處理上，李鴻章的思想仍然深受中國古老傳統(tǒng)的影響。故而在處理對外事務時，他原本敏銳而深遠的見識和一往無前的勇氣經常會被這種國內事務所牽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活躍的政務活動的長期記錄清楚地了解到，貫穿他長期的政治活動中的如影隨形的腐敗這條毒蛇的身影。40年間，他孜孜不倦地為中國和外界世界的交往出謀劃策，無所畏懼地向執(zhí)迷不悟的反對派宣講中國之所以疲于防御的原因及可能導致的結果；然而，在那些年代里，他卻決不嘗試，也不通過既定的模式去調查官場上固有的欺下瞞上以及中國衰落的主要根源。恰恰相反，他所興辦的進步性的教育，他所提倡的行政改革措施，他所制訂的改善國家防務的眾多計劃，甚至他舉辦的眾多商業(yè)和工業(yè)企業(yè)，都因涉及挪用公款或不勞而獲而聲名狼藉。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公共服務上的貪污受賄是相當正常的。因此他的國民不但從來沒有因為這些事情聲色俱厲地指責他，反而羨慕他事業(yè)的飛黃騰達和權力的一手遮天。他的這些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他聚集和增加財富手段的熟練靈巧。作為李鴻章在政治上的兩個主要對手——左宗棠和劉坤一，前者是久經沙場的軍人，后者是南京總督，此二人都是罕見的行事光明磊落之人，雖然他們官居高位卻廉潔奉公；但是，沒有人會否認李鴻章之所以成為大多數中國人眼中的杰出人物是因為他在事業(yè)上成功的“攫取”行為。所有的這些，李鴻章自己心懷坦蕩地表達的、牽扯到中國政治中收受賄賂的道德品質問題，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了解李鴻章作為19世紀的開創(chuàng)者這一身份，對于讀者在開始接受這樣一個事實還是有著相當大的幫助的，即無論是對同時代的人，還是對其后繼者，李鴻章都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影響，這個影響和當今中國的官員自身所攜帶的某些社會和道德弊端的影響是一樣的。但就李鴻章個人而言，只要他坦承自己具有官僚階層傳統(tǒng)上的自私自利以及虛偽的特點，只要他在官場上不強調一個較高的標準，那么他就一定會受到譴責，他對周圍造成的影響就是相當惡劣的。從1860年到1896年，李鴻章的官場生涯記錄證明在他和俄國人的關系這一點上，國人的看法是相當正確的。從甲午戰(zhàn)爭開始，直至1901年李鴻章去世，他一直同俄國保持著友好的關系。通過與俄國的合作，他不僅將自己在政治上深遠有效的治國之策展現出來，并且達到了自己那明顯不合法的個人目的。在擔任直隸總督那段漫長的時間里，因為超出他人的能力，以及對王朝的耿耿忠心，他得到了太后的恩寵，雙方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系，甚至當他陷入財產上的不光彩泥潭中時，他也得到了太后那堅強而有力的支持；毋庸置疑，李鴻章之所以能同太后保持那么密切的關系，在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那個聲名狼藉的大太監(jiān)李蓮英。正是他讓雙方的這種關系得以加強和維持的。也正是由于李鴻章和李蓮英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而令他從徹底而仔細的搜查中逃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