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媒體并購潮,對大公司和媒體來說是雙贏的局面。大公司得到了更多的媒體控制權和輿論引導力,贏得了對公眾、國會乃至總統(tǒng)更多的話語權,而主流媒體則借此機會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力,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實現報紙、雜志、電臺、電視臺、互聯網乃至電影公司多種媒體的信息共享和“集團作戰(zhàn)”,話語權優(yōu)勢就更大了。
但媒體所有權(media ownership)集中的趨勢也引起了美國社會的憂慮。記者兼學者的本·巴格迪坎(Ben Bagdikian)在其1983年出版的第一版《傳播媒介的壟斷》(The Media Monopoly)一書中就曾警告說:一些傳媒公司將控制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的所讀、所聽和所見。他擔憂這種所有權的集中和對內容的控制,會壓制社會上不同聲音,從而導致新聞傳播不能全面而準確地描繪社會現實。而20世紀80年代的媒體并購潮則加深了人們的憂慮,也是2003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進一步放開媒體所有權管制的改革遭遇強烈反對,并胎死腹中的原因所在。
應該說,20世紀80年代的并購潮,是與里根政府放松媒體所有權管制有關的。1982年,FCC修改了廣播電視臺買賣事項的規(guī)則,此前的原有規(guī)則規(guī)定廣播和電視臺在取得許可后3年以內不得買賣,而新的規(guī)則取消了這一禁止買賣年限,規(guī)定只要獲得FCC的批準,任何時候都可以買賣。1985年,FCC更是將一家公司在全國可以擁有的廣播臺、電視臺的數量上限,由7家提高到12家。
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第二次并購浪潮,則與克林頓政府1996年修正并通過新的電訊法有關,該法案解除對傳播產業(yè)跨業(yè)經營的限制,以開放競爭的方式,讓傳播業(yè)者跨行業(yè)經營其他種類的傳播媒體,以適應新科技所帶來的新傳播環(huán)境。這方面的主要內容包括:撤銷對一家公司在全美所能擁有的廣播臺數的上限;將一家公司在全美的電視受眾覆蓋率上限從原有的25%提高到35%;大幅度放寬一家公司在同一城市所能擁有的廣播臺數的限制。值得一提的是,僅在1996年新法實施的當年,全美就有2 200多家廣播電臺易主,到了1997年,美國廣電市場的80%都被大公司吞并。也正是在1996年電訊法的鼓勵下,邁克爾·鮑威爾(Michael Powell,時任國務卿科林·鮑威爾之子)主政的FCC于2003年啟動了媒體所有權改革,這一改革得到了相關利益集團的支持。為進一步“放開手腳”,媒體集團和它們的盟友一直在用金錢鋪路,做FCC和國會的工作,從1995年至2003年,它們投入了2 900萬美元用于政治捐款,同時花費了9 500萬美元用于游說華盛頓,總計達124億美元。
2003年6月2日,FCC在經過長時間醞釀后,終于作出決定,把媒體所有權中電視觀眾覆蓋率上限從35%提高到45%,同時放松其他一些限制,由此引發(fā)了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和各政治力量、媒體公司及利益集團間的“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法案問世后,反對聲席卷全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有近200萬的美國人與FCC取得了聯系,強烈反對放寬對媒體巨人的管制,而成千上萬的選民更是與他們選出的官員和議員聯系,傳達相似的信息。社會各界紛紛加入爭論中來,許多專欄作家都撰文表示,這樣做將會傷害到美國的自由與民主,并會妨害新聞的自由與獨立。一些政客也公開表明了立場,民主黨參議員羅恩·懷登(Ron Wyden)在接受采訪時指出,“法案如果成行,將會出現我們國家歷史上最極端的合并”。他的憂慮有很大的代表性。事實上,就連廣告商也抱怨說,如果繼續(xù)得到“壯大”,那些媒體“大鱷”就會更加肆無忌憚,會威脅他們,會直接去找客戶,總之會采取一切行動去控制市場。與民眾站在一起的還有許多規(guī)模較小的廣播電視公司和地方性的媒體公司,它們對新法規(guī)憂心忡忡,認為讓全國性的大媒體公司控制更多的電臺和電視臺,會使地方新聞更少,娛樂節(jié)目雷同,獨立制作的節(jié)目減少,對大眾是有害的。
法案在國會遭遇強烈反對。6月19日,讓FCC感到意外的是,共和黨占主導地位的參議院商業(yè)委員會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一項提案,準備推翻FCC對媒體所有權作出的決定。7月23日,眾議院以400比21票的壓倒多數推翻了FCC作出的允許大型媒體公司提高其電視業(yè)務觀眾覆蓋率的決定。9月上旬,美國第三巡回上訴法庭宣布FCC放松傳媒所有權管制新規(guī)定延緩生效。9月中旬,美國參議院以55比40票通過了一項決議,駁回FCC放松傳媒所有權管制的方案。這一改革也就此作罷。
在此之后的數年中,圍繞著媒體所有權的斗爭依然進行著,這反映出美國社會對大媒體集團壟斷話語權的憂慮,也折射出媒體、政府、利益集團、大企業(yè)和民意之間微妙的平衡關系。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美國媒體“獨立性”的下降,受眾對媒體的信任度也出現了大幅下滑。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9月發(fā)布(7月20—24日的調查)的民調顯示(見圖2—1),有80%的人認為美國媒體的報道受到了有權勢的人和組織的影響,而1988年的數字是49%;而認為媒體能保持獨立性的只有15%,較1985年(37%)減少了一半多。在政治及社會議題上,有77%的人認為媒體會偏向某一方,而1985年的數字是53%;相反,認為媒體不偏不倚的卻只有16%,而1985年是34%。同月,蓋洛普(Gallup)的調查也顯示,美國人對媒體的不信任度上升到55%。這些數據給美國媒體敲響了警鐘,如何在經濟利益和社會正義、集團利益和民眾利益、政治壓力與媒體自由之間平衡,盡可能維護自身的獨立性和公信力,將是決定媒體話語權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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