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書的開始屬草，是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二年，這部書的開始刊布，是在事變之后將近三年。

現(xiàn)在發(fā)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就中國史本身的發(fā)展上看，我們正處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zhuǎn)變關(guān)頭，正處于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造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剜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于極度的精純；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chuàng)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于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四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向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開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就中國史學的發(fā)展上看，過去的十來年可算是一新紀元中的一小段落；在這十年間，嚴格的考證的崇尚，科學的發(fā)掘的開始，湮沒的舊文獻的新發(fā)現(xiàn)，新研究范圍的墾辟，比較材料的增加，和種種輸入的史觀的流播，使得司馬遷和司馬光的時代頓成過去；同時史界的新風氣也結(jié)成了不少新的，雖然有一部分還是未成熟的果。不幸這草昧初辟的園林，突遇狂風暴雹，使得我們不得不把一個萬果壘壘的時代，期于不確定的將來了。文獻的淪陷，發(fā)掘地址的淪陷，重建的研究設(shè)備的簡陋，和生活的動蕩，使得新的史學研究工作在戰(zhàn)時不得不暫告停滯，如其不致停頓。“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英賢，固尚有之；然而他們生產(chǎn)的效率和發(fā)表的機會不得不大受限制了。在抱殘守缺的時日，回顧過去十年來新的史學研究的成績，把他們結(jié)集，把他們綜合，在種種新史觀的提警之下，寫出一部分新的中國通史，以供一個民族在空前大轉(zhuǎn)變時期的自知之助，豈不是史家應有之事嗎？

著手去寫一部通史的人，不免劈頭就碰到一個問題，以批評眼光去讀一部通史的人，也不免劈頭就碰到同一的問題，那就是，拿什么的“筆削”做標準？顯然我們不能把全部中國史的事實，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姑勿論一個人，甚至一整個時代的史家沒有能力去如此做。即使能如此做，所成就的只是一部供人檢查的“中國史百科全書”，而不是一部供人閱讀的中國通史。那么，難道就憑個人涉覽所及，記憶所容，和興趣所之，以為去取嗎？這雖然是最便當?shù)霓k法，我懷疑過去許多寫通史的人大體上所采的不是這辦法。無怪佛祿德（Froude）把歷史比于西方的綴句片，可以任隨人意，拼成他所喜歡的字。我們?nèi)羧∪魏螏追N現(xiàn)行的某國或某處通史一比較，能否認這比喻的確切嗎？但我們不能以這樣的情形為滿足。我們無法可以使幾個史家各自寫成的某國通史去取全同，如自一模鑄出，除是他們互相抄襲。但我們似乎應當有一種標準，可以判斷兩種對象相同而去取不同的通史，孰為合當，熟為高下，這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