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王小波的遺產(chǎn)

“親愛的死鬼”，這本來是一本書的標(biāo)題，作者大概是王小山，至于原始出處是哪里，我也不求甚解，不求甚解正是書業(yè)的傳統(tǒng)——誰以為自己徹悟了，哪還用得著編書或讀書呢？

話說回來，“親愛的死鬼”這個名字在這里是要賜給王小波的，這人從來不裝逼（北京話大概叫裝丫挺），所以可愛，非但不裝，而且面目可親得就像跟你嘮家常，微言大義。一個大男人在那里嘮家常，無論是小說還是隨筆，都帶著如沐春風(fēng)的知性，一個男人又知性又不裝逼，這讓事兒事兒的知識界和出版界接受不了，接受不了就裝聾作啞，熟視無睹，王小波的小說周游了列出版社多少趟，硬是生前出版不了。

可以說，這實在是對中國出版業(yè)的一個超強反諷，王小波獲得“自由作家”的稱謂的“自由”二字也是給逼出來的，正是因為無法獲得正統(tǒng)出版社的正常出版權(quán)利，他變成了一個在手抄稿和紙媒間為人傳誦的自由撰稿人。他是作家，但不故作姿態(tài)；他是思想家，但不假裝深沉；他研究文藝，但不學(xué)究氣。總之，他特沒有品位，特不講形式感，特大白話，特通俗——你可以不承認(rèn)，但當(dāng)時知識界就是這么認(rèn)知王小波的。

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因心臟病猝死后，王小波終于構(gòu)成了“話題”，對于出版業(yè)的行家來說，都知道“已形成的話題”比起自己來“制造話題”要省事得多，王小波就是這樣一個“已形成的話題”。

王小波的死成就了他的作品，這絕非偶然，而是有其邏輯關(guān)系的，強大的漢語出版機構(gòu)擁有兩大武器：一是話語資源；二是道德資源。話語權(quán)意味著“說不行就不行”，道德資源意味著“行也不行”。

我看到了王小波身后的事，這兩大武器正在漸漸失效，話語資源因為可以被估價，從而進入流通市場，可以討價還價，可以用貨幣進行交換，可以合作出版等，話語資源的壟斷性正在失效，對于民營出版業(yè)來說，無非是增加一些成本而已，對于盜版者來說，則是在道德資源上另辟蹊徑，所謂“不行也行”，我熱愛王小波，我印的是盜版，但我盜王小波也算盜得有出息，怎么著？

我們來簡短回顧一下王小波的出版之路，他活著的時候不是托李銀河的福合著，就是在香港、臺灣出版，被當(dāng)作黃色小說來看，有據(jù)可查的最早的出版卻是在1980年的內(nèi)地，由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唐人秘傳故事》（打電話核實時，對方說沒出過這本書，姑且作為懸案），王小波最自鳴得意的要算是1992年，這一年他著作等身，《王二風(fēng)流史》由香港繁榮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黃金時代》由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社出版（1992年8月），同年還有他與李銀河合著的同性戀研究文本《他們的世界》出版。

此后的1994年，華夏出版社不聲不響地出版了其《黃金時代》，這應(yīng)該是可以寫進出版史的，第一，這是王小波的代表作，能夠生前在內(nèi)地出版，華夏出版社功不可沒；第二，這類被認(rèn)作是涉黃、荒誕不經(jīng)的作品能出版本來就是一種底線突破，這跟出版社出艷情、兇殺的玩意兒道理是一樣的，只不過前者是前進的底線突破，后者是倒退的底線突破。

再之后，“親愛的死鬼”只能長在書中伴我們左右了，他還是那么活靈活現(xiàn)，趾高氣揚，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時代三部曲》，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隨筆集《我的精神家園》，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2003年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又重印了他的《時代三部曲》，2004年朝華出版社又印了他和李銀河的愛情書簡《愛你就像愛生命》，總之，凡是能找得到的是屬于王小波寫的東西，差不齊都開印了，就連王小波的fans們寫的東西《王小波門下走狗》系列也印到了第四輯了。王小波的影響可見一斑。

王小波最大的影響除了文風(fēng)上的革新之外，就是給出版界帶來的新思維和新傳統(tǒng)了，正如以上所說，話語資源和道德資源在王小波這里，終于給徹底扭轉(zhuǎn)過來了，雖然說扭轉(zhuǎn)得有點過頭，以至于凡有人一死，哪怕是文青，也能換來出版界轟隆隆的印刷聲，這是其一；其二要說的，是王小波在出版界引發(fā)的上世紀(jì)末文化紛爭浪潮，知識分子開始雄起了，而知識分子一旦雄起，必將兵分兩路，一路保守是為左，一路自由是為右，自由主義似乎又從王小波開始冒頭了，賀雄飛主編的“草原部落”書系培養(yǎng)了一個余杰、一個摩羅，還使一大批學(xué)人重新在話語資源和道德資源上得到了再分配。關(guān)于這一點，點到為止。

王小波的文本力量是一個方面，而他獨立思考的騎士精神卻是意義深遠的，其貢獻遠遠超越了文化層面，即便是做一個書商，也要像王二那樣，充滿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