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這四個條件提得還不算過分，但后面兩條非常難辦。法國要求處理天津官員，不是要求引咎辭職或者關(guān)進(jìn)大牢，而是要將天津府縣的官員抵命。這讓曾國藩非常難以接受，別說是他，就是朝廷也不會同意這個要求。雖然說天津的官員有失職的地方，但民眾暴動與官員的關(guān)系不大，所以殺了官員顯然是處理過重。而在這段時間里，曾國藩也在不斷地反省自己的行為。鋪天蓋地的指責(zé)確實(shí)讓他冷靜了許多、看清楚了很多。剛到天津他兩眼一抹黑，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走。

可幾步下來，曾國藩從國家功臣一下子變成了國家罪人，而這些步驟不全是曾國藩一人所為，但他是主事的頭頭，所以不管是“集體智慧的結(jié)晶”還是個人意志的反映，曾國藩都要成為第一個被唾罵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這樣的處境讓曾國藩不得不考慮改變工作思路。對付洋人，只是一味地順從看來是不行的，別說洋人得寸進(jìn)尺，就是讓他們滿意都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于是曾國藩逐漸改變了和洋人談判的策略，軟硬兼施，特別是在處理官員的問題上和洋人針鋒相對—你不是說要?dú)?？那就給個殺的理由。洋人說天津官員和百姓是一個鼻孔出氣，所以他們要為事件負(fù)責(zé)。曾國藩告訴他們官員們已經(jīng)就地免職送去刑部治罪了，殺人償命是應(yīng)該的，可官員們沒有動手殺洋人，甚至自己差點(diǎn)兒被洋人殺了，這筆賬怎么算？這下洋人沒話說了。是啊，官員們沒有參與騷亂，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這點(diǎn)，但他們卻不承認(rèn)，非咬著要?dú)⒘诉@些官員。

法國公使羅淑亞見曾國藩的態(tài)度很強(qiáng)硬，只好尋求上層施壓。他立即向清政府的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發(fā)去最后通牒，如果不將天津官員砍頭示眾，那就撤回使館和僑民，剩下的交給法國的海軍司令處理。這擺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脅這招兒，不殺就開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