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劇性的伏筆

這本書是從安慶開始的。不是因它的開端意義，而是它失敗的價值。在曾國藩以軍械所為基點經營安慶時，帝國仍在現代化的黎明前徹夜踟躕。國人無法理解現代城市的含義，就像誤以為堅船利炮就是西方文明的全部菁華一樣。安慶的曇花一現，暗示著中國傳統(tǒng)的城市理念與西方現代城市邏輯之間難以彌合的裂隙。在城市世紀的門檻邊，先行者安慶沒能邁出的決定性一步，同樣在未來誘惑并考驗著它的后來者。這個悲劇性的伏筆，敦告著中國人該如何善待他人的歷史，甄選自己的道路。

我仍然記得一些夸張的畫面。大約在20年前，我在一本學生雜志里第一次見到曾國藩的名字。短文旁邊配著一幅簡筆畫，說的是曾國藩又被太平軍逼得走投無路，又一次假惺惺地揚言要跳河自盡，兩個幕僚死命拖住他肥胖的身軀。這個被篡改過的故事，把"桐城派"最后的宗師塑造成一個無知又膽小的小丑。那時已是1990年代，曾國藩仍被視為封建衛(wèi)道士，慘無人道地鎮(zhèn)壓正義的農民起義，階級斗爭的觀念仍然根深蒂固，連學生讀物也未能幸免。當然，也沒有人像魯迅那樣喊一聲"救救孩子"。它們就那么輕易地涂抹了一代人的歷史觀。

許多年后，我在圖書館泛濫著霉味的空氣中尋找曾國藩的名字，色彩晦暗的《曾文正公家書》和《曾文正公著述八種》早被藏之深閣，各種光鮮華美甚至燙金的曾國藩新解，則占滿了書架，一排排望不到邊際。曾經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曾文正公，已經被奉為管理學巨匠，他的那些遭到斷章取義的家書，被視作企業(yè)家必讀寶典。經過商業(yè)化和娛樂化兩輪沖擊，我們時代的歷史觀終于從一個極端滑到另一個極端。我們對歷史的無知，源于惰怠，源于媚俗，源于恐懼，源于傲慢。

一百多年前，曾國藩的遺像曾遠渡重洋，掛到美國哈特福德的中國留學事務所里。那些拖著辮子試圖救亡圖存的中國留學生們，每次見到這位在墻上沉默冥思的老人，都會在心中反芻一遍：是誰給了自己這個開眼看世界的機會。6 那時的曾國藩，是作為一個引路人、而不是作為一個笨拙的統(tǒng)帥或者圓滑的官僚而被銘記與感懷的。通過這本書，我也希望尋找那些業(yè)已消匿的蹤跡--是誰在黑暗里提燈夜行，將迷失中的帝國引到現代世界虛掩的大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