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世易時移，現(xiàn)在的李鴻章卻主動在總督衙門和天津機器局之間架設了電報線，他還躊躇滿志地試圖繼續(xù)興辦鐵路，繼續(xù)打造西式艦隊。他宣稱：“我朝處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局，自應建數(shù)千年未有之奇功”，在他看來，國家此刻凋敝的時局，未嘗不是一個痛定思痛的好機會。李鴻章的強國夢想，自然也摻雜著公德與私心，但是，今日的李鴻章，畢竟已不是昨日的吳下阿蒙。他所看到的世界，已經(jīng)比他的同代人更遠，也更加深入。

曾國藩臨終前總結洋務運動的實績時，將李鴻章、左宗棠與自己并列：“竊思鐵廠之開，創(chuàng)于少荃（李鴻章）；輪船之造，始于季皋（左宗棠）；滬局造船，則由國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費之巨，成事之難；特以中國欲圖自強，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練兵演陣入手，初非漫然一試也?！北M管曾國藩半生致力于洋務，他卻從未改變過自己的初衷，所謂“經(jīng)世之道不出故紙之中”。他始終相信，所有的現(xiàn)實問題，都能在中國漫長而神圣的傳統(tǒng)中找到答案。

在曾國藩的家鄉(xiāng)湖南，另一位國學大師王運的理解則更富戲劇性。同治八年（1869年），在點校《漢書》時，王運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火車的起源，他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點《漢書》半卷。梁孝王欲得容車之道，自梁屬長樂宮，以朝太后，此英吉利火輪車道始見于史傳者也?！蓖踹\甚至認為，《圣經(jīng)》中引領眾人出埃及的摩西，其實是西方人對“墨子”的誤讀。王運論證說，墨子當年離開中國，一路向西而去，他的名字被西方人讀成了“摩西”，而摩西手中的十字架，其實是墨子隨身攜帶的矩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