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在大城市的大都會區(qū)工作的工人的收入比不在大都會區(qū)工作的工人高出了30%。這些高出的工資被較高的生活成本所抵消，但這并不能改變高工資體現高生產效率的事實。公司之所以能夠承受設在城市所帶來的更高的人力和土地成本，唯一的理由是城市能夠帶來足以抵消這些成本的生產效率優(yōu)勢。生活在居民人口超過100萬的大都會區(qū)里的美國人比那些生活在規(guī)模較小的都會區(qū)里的美國人的生產效率平均高出50%以上。即使我們考慮到工人的文化程度、工作經驗和行業(yè)等因素，這種關系也是一樣的。甚至在我們把工人的智商考慮在內時，情況仍是如此。在其他富裕國家，城市和農村地區(qū)的收入差距也同樣巨大，在較為貧窮的國家，這一差距甚至更為明顯。

在美國和歐洲，通過為更加聰明的居民提供交流的便利，城市加快了創(chuàng)新的速度。但是，在發(fā)展中國家，城市甚至發(fā)揮著更為關鍵的作用：它們是不同的市場和文化之間的門戶。19世紀，孟買是棉花的門戶。21世紀，班加羅爾是創(chuàng)意的門戶。

如果你在1990年對一位典型的美國人或歐洲人提到印度，他可能會有些不安地抱怨第三世界的貧窮所帶來的災難。今天，他很可能會有些不安地抱怨他的工作崗位將被外包到班加羅爾的可能性。印度仍然比較貧窮，但它正處在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作為印度的第五大城市，班加羅爾是印度次大陸最為成功的奇跡之一。班加羅爾的財富并非來自它的工業(yè)能力（盡管它仍然在生產大量的紡織品），而是來自它作為一個創(chuàng)意之都的實力。通過將如此眾多的人才集中在一起，班加羅爾為這些人才的自我學習，以及外來人員（不論是來自新加坡還是來自硅谷）與印度人力資本的合作提供了便利。

圣雄甘地對于當時的反城市化運動是持贊賞態(tài)度的。他曾說過“在印度為數不多的幾個城市里根本無法找到真正的印度人，真正的印度人生活在70萬個村莊里”和“印度的發(fā)展并非依賴城市，而是依賴村莊”這樣的話。這位偉人錯了。印度的發(fā)展幾乎完全依賴它的城市。印度的城市化與繁榮發(fā)展之間存在著近乎完美的關系。平均來看，印度的城市人口每增長10%，人均產值就會增長30%。城市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人均收入比農村人口占多數的國家?guī)缀醺叱?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