罰金與費用之間的差異何在？這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罰金所表達的是道德上的責難，而費用只是不含任何道德判斷的價格。當我們對亂丟廢物的人科以罰金的時候，我們是說：亂丟廢物是錯誤的。把啤酒罐隨手丟進大峽谷（Grand Canyon），不僅要科以清理費用，而且也反映了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不予鼓勵的一種惡劣態(tài)度。假設這種行為的罰金是100美元，而且一個富有的徒步旅行者認為，為了不用拿著空罐子出公園這一便利，花這么多錢是值得的。他把罰金看作一種費用，因而把啤酒罐隨意丟進大峽谷。盡管他付了罰款，但是我們仍然會認為他做錯了事。由于他把大峽谷看成是一個昂貴的垃圾丟棄站，所以他的這種觀點表明，他沒有以一種恰當?shù)姆绞饺ダ斫馑?/p>

或者，讓我們再來看一下專門留給殘疾人使用的停車位的問題。假設一個忙著要去簽約的健康人想在其建筑工地附近的地方停車。為了把車停在專門留給殘疾人的地方這一便利，他愿意支付一筆頗為高額的罰款，因為他把這筆罰金視作做生意的一種成本。盡管他付了罰款，難道我們就會認為他的這種做法沒有錯嗎？他對待罰金的態(tài)度，就好像它是一筆昂貴的停車費用。但是，這里丟失了其間的道德意義。由于他把罰金看成是一筆費用，所以他既沒有尊重殘疾人的需求，也沒有尊重社會通過留出停車空位而方便殘疾人的欲求。

21.7萬美元的超速罰單

當人們把罰金視作一種費用的時候，他們就是在鄙視罰金所表達的那些規(guī)范。社會對此常常都會予以回擊。一些富裕的駕駛者把超速罰單看作他們?yōu)榱穗S意飆車而支付的費用。在芬蘭，法律明確規(guī)定罰款金額以肇事者的收入為基礎，并以此反對上述那種思維方式（和駕駛方式）。2003年，尤西·薩洛諾亞（Jussi Salonoja），一位27歲的香腸業(yè)繼承人，因為在限速每小時40公里的路段上以每小時80公里的速度行駛而被罰款17萬歐元（當時約合21.7萬美元）。薩洛諾亞是芬蘭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年收入高達700萬歐元。此前，最昂貴的超速罰單紀錄是由諾基亞移動公司的一位主管安西·萬約基（Anssi Vanjoki）創(chuàng)下的。2002年，他因駕駛哈雷戴維森摩托車在赫爾辛基超速行駛而被罰款11.6萬歐元。當萬約基事后證明其收入因諾基亞公司利潤縮水而被減少之后，法官才降低了罰款數(shù)額。

芬蘭人的這張超速罰單之所以是罰金而不是費用，不只是因為它們根據(jù)收入進行浮動這個事實，而是因為隱含在其背后的道德譴責，亦即違反限速規(guī)定是錯誤的這樣一個判斷。累進所得稅也根據(jù)收入浮動，但它們卻不是罰金；它們的目的在于提高國家稅收，而不是一種通過懲罰來創(chuàng)收的活動。芬蘭所開出的這張21.7萬美元的超速罰單表明，社會不僅希望違法者能夠支付危險行為的成本，而且也希望懲罰與罪責相符合——以及與違法者的銀行存款余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