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因為是大學生，因此，解放以后進了徐匯區(qū)的一所中學教書。我在政府的動員下進了街道工廠做工，可干了幾天要生孩子便一直在家里沒有再去。

這樣不久我有了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在“文革”中像我這樣出身的人是逃不過去的，丈夫的出身也不好，他又是個知識分子，因此，受了很多罪。

在那種困境中，我們兩個同病相憐，互相安慰著，一直沒有什么感情的我們，竟在那時出奇地好了起來。

看到我雖是富貴人家出身，卻也挺能吃苦耐勞，縫縫補補地過日子，拉扯兒女，他對我改變了以前的看法，真心真意地愛起我來。

就這樣我們兩人艱難地走過了那些年，一直到改革開放，落實政策，重新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

我的兩個孩子直到80年代初才從下鄉(xiāng)的地方回到上海。女兒考了大學，后來當了老師，兒子進了工廠，當了工人。

1981年，正當我們的日子好起來的時候，老伴突然得了肺癌，在醫(yī)院只住了三個月便走了。

我就像是一場噩夢剛剛做完，枕邊就空了，他走得太急，讓我有時想起來覺得都不是真的。

從結婚到老伴去世，這幾十年我磕磕絆絆地走過來，自己的生活勉強能夠應付，所以，對以前的事從來沒有過多地去想。

可老伴死時我才52歲，有些要好的姐妹便勸我再找一個，說我前半生因為老有運動沒有過好，后半生剛要好好過老伴又沒了，因此，應該再找個老伴好好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