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彩的革命

由此可見，如果制度演變是了解西方崛起以及非洲等地持久貧困的關鍵，那么同樣，這一關鍵能否會幫我們了解有生之年會出現(xiàn)的最令人瞠目的趨勢：大分流終結，并開啟東西方角色互換的時代？我對此持肯定態(tài)度。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經濟史制度學派的觀點運用于當代，其實就是運用于我們的西方社會之中。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寫于18世紀70年代，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法律和制度顯然就是國家處于經濟停滯“靜止狀態(tài)”的深刻根源。同理可知，如今西方世界所面臨的經濟、社會、政治困境，是否反映出我們一度在世界稱雄的制度開始出現(xiàn)某種程度的衰退了呢？與過去的500年相比，毋庸置疑，西方社會正在經歷著相對的衰落。早在1978年，美國人平均比中國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過只有5倍之多。在各種指數(shù)表現(xiàn)上，西方世界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在大幅縮小。以平均壽命和教育程度為例，部分亞洲國家的水平已經超出很多西方國家。根據(jù)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公布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項目（PISA）2009年研究報告，以青少年數(shù)學水平為例，中國上海領先美國的幅度堪比美國與突尼斯之間的差距。18

某種程度上，解釋非西方國家的成功并非難事。中國還落后于以日本為首的幾個東亞國家。這些國家的成功在于它們大部分（而并非全部照搬）借鑒了西方文明的所謂“撒手锏”，也就是經濟競爭、科學革命、現(xiàn)代醫(y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19如果企業(yè)家動機純正，勞動力基本健康且能寫會算，各層級管理機構合理高效，那么復制西方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確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下文中，我不會過多探討非西方國家所取得的成功，而是要側重于我更感興趣的西方世界究竟出了怎樣的差錯。

許多評論員都會把這個問題歸咎于過多的債務、經營失誤的銀行和不平等加劇等因素，但是在我看來，這些不過是社會制度病態(tài)化的表象而已，制度的病態(tài)化正在蠶食過去500年以來西方社會制度演變所帶來的成果，這甚至可稱得上是“不光彩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