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在西單附近的一家中餐館和一位法國學者聊天。他說，今天的中國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東歐，也像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1870—1940）。我笑了笑，說如果對照法國歷史，今日中國所處的時代既像法國大革命之后，又像法國大革命之前。理由如下：

前者，1789年開啟的大革命并不像預想的那樣成功，革命帶來了某些方面的進步，同樣帶來了預料之外的惡果，甚至一次次回到帝制時代。革命不過是歷史轉型的開始，而承受了暴力之苦的許多法國人包括知識分子已經懼怕流血，從而寄希望于日積月累的社會建設。我曾說中國是“二十世紀流血，二十一世紀流汗”，想必以流汗之世紀代替流血之世紀，也是今日絕大多數中國人之所想。

至于說像法國大革命以前，并不是說社會矛盾使中國一定會再次爆發(fā)革命，而是說這兩個時代的社會心理有著驚人的相似。和路易十五時代相比，路易十六的有限改革已使法國面貌一新：政治由專制走向開明，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國民自由可謂有增無減，然而也是在這種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覺得生活難以忍受。正如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里所分析的，“革命的發(fā)生并非總因為人們的處境越來越壞。最經常的情況是，一向毫無怨言仿佛若無其事地忍受著最難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壓力減輕，他們就將它猛力拋棄……人們耐心忍受著苦難，以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難時，它就變得無法忍受了”。

這就好比一個生來手腳都被戴上鐐銬的人，當他有朝一日被解除了手銬，自由雖然增加了，但這種局部改善可能讓他感受到更深的痛苦，也讓他有機會提出更多的要求：其一，當他開始行使雙手的自由時，不僅發(fā)現腳上的鐐銬會間接限制雙手的自由，還有可能將腳上的鐐銬視為一切不幸生活的根源，并為此感到羞恥；其二，因為恢復了對現實的疼痛感，在手銬被去除后，他理所當然地會認為腳鐐同樣應該去掉，道理是一樣的，而且迫不及待；其三，他不再是個被綁著四肢的人，雙手的自由將為他除去腳上的鐐銬提供條件。

路易十六的不幸在于，雖然他已經著手改革，但他改革的決心與未來的格局卻沒有跟上巴黎那些腳戴鐐銬的“半自由人”沖向巴士底獄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