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另一些亟待展開的事情卻遲緩未動。距離災難發(fā)生已經十天了，但政府與公眾的情感與理智似乎停留在災難的最初階段，甚至有一種更為集中和一致的趨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地感受到這種情緒。一場重大災難，就像一場戰(zhàn)爭一樣，能有力地將人們團結在一起。突然之間，所有的階級、財富、性別、職業(yè)、智力、性格的差異都暫時消失了，人們感覺到空前的平等，也覺得自己是更大群體的一部分——每個人都找到了明確的歸屬感。人們拋棄掉平日的庸常與斤斤計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獲得了更大的意義。就像一位年輕記者在綿陽欣喜地發(fā)現(xiàn)了“災時的共產主義”。這種熱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難以長久，這并非令人嘆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類特性。

而真正讓我憂慮的是，事情已持續(xù)至今，但所有的媒體卻開始用同一個口徑說話，而且所有的私人記憶都變得一樣，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國家真?zhèn)ゴ蟆?，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動都可能變成被形式化的集體行為時，所有對災難更寬廣和更深入的探討一概缺席，只有一種單一的悲痛，這樣復雜的人群、復雜的社會面對這樣一種復雜的情況時，所有人卻是“萬眾一心”……

這些傾向蘊涵著我們時代另一場嚴重的危機——情感與理智的雙重匱乏。

我們都記得王小波關于芭蕾舞“天鵝湖”的例證，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復讓你觀看兩百遍，最初的美感會迅速淡化。同樣，那些悲痛的災難畫面、感人故事，經過六十個電視臺不斷重復的播放，它也會讓人產生異樣的感覺。更何況，那些故事與情感的維度又是那樣的單一——總是悲痛、感激與高尚，仿佛一個個豐富的個體，都被抽象成某種精神。

這種個人故事與記憶的被抽象有著顯而易見的后果——每個人、每種感情都是可以被輕易替換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種“勇敢”，那么你可以尋找這個例證；那一刻需要的是“慘烈”，你可以尋找到那一幅畫面……至于，這些具體的人是誰，意味著什么，則反而可能被忘記。

這種抽象與被替換感，在普遍的公眾情緒中也是如此強烈。對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換成愛國主義；對西方的蔑視，可以立刻變成“為中華崛起而讀書”；對災難的悲傷，也同樣如此。在五月十九日的默哀中，超過一萬人在天安門廣場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國！”不是說，為我們的地區(qū)與國家打氣不對，而是對于死者的悼念與對國家的擁護不應該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對生命本身的敬意，與其他因素無關。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既沒有尊重遇難者，也沒有尊重我們自己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