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們還有一個認識上的誤區(qū)，以為只有政治開明才能成就經(jīng)濟上的繁榮，其實并不盡然。乾隆時中國的GDP占全世界的32％，（參見戴逸的《中國經(jīng)濟的千年態(tài)勢與復興之路》。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表現(xiàn)》中，也認為中國的GDP在公元1820年占世界的32.9%。）比今天美國占世界經(jīng)濟的比重還要大。然而，史稱盛世的康雍乾三朝，在經(jīng)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在政治上卻極端反動保守。單乾隆一朝，興起的文字獄就有一百三十多起。章太炎認為，乾隆朝禁書“將近三千余種，六七萬卷以上，種數(shù)幾與四庫現(xiàn)收書相埒”，（語見《哀焚書》第五十八。）魯迅也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語見《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關(guān)于“舒憤懣”》。）用萬馬齊喑來形容當時嚴峻的政治現(xiàn)實，并不為過。

經(jīng)濟上的繁榮絕不能建立在錯誤的方法上，以錯誤方法取得的成就，絕不是百姓之福，只能是百姓之禍。一再重復的歷史證明，錯誤基礎(chǔ)上的繁榮并不具有可持續(xù)性，治亂相仍，接續(xù)所謂的盛世而起的必然是漫長的亂世。

漢有“文景之治”，但此后見于《漢書》、《后漢書》的“人相食”比比皆是。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春、元鼎四年（前113年）夏，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九月、二年（前47年）六月，成帝永始二年（前15年），王莽天鳳元年（14年）、地皇三年（22年）二月、新朝末年，光武帝建武二年（26年），安帝永初三年（116年）三月、十二月，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四月、永壽元年（155年）二月，靈帝建寧三年（170年）春正月，獻帝興平元年（194年）四月至七月、建安二年（197年），皆有此類記載。（參見《漢書·武帝紀、元帝紀、食貨志、王莽傳》與《后漢書·劉盆子傳、安帝紀、桓帝紀、靈帝紀、獻帝紀》。）

唐有“貞觀之治”，然而見于舊、新《唐書》和《資治通鑒》的“人相食”同樣層出不窮。就在后人稱羨不已的“從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那段輝煌時期內(nèi)，高宗永淳元年（682年）夏五月，關(guān)中地區(qū)“先水后旱、蝗，繼以疾疫，米斗四百，兩京間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事見《資治通鑒》卷二百零三。）一場自然災害，便能擊垮所謂的盛世。盛唐尚不過爾爾，更別提安史之亂后的末世了。

明有“成宣之治”，然而見于《明史·五行志》的“人相食”慘劇便有十四次之多，天順元年（1457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嘉靖三年（1524年）、三十一年（1552年）、三十六年（1557年），萬歷十六年（1588年）、二十九年（1601年）、四十四年（1616年）都發(fā)生過。崇禎朝無疑是明代最為黑暗的時期，崇禎七年（1634年）、九年（1636年）、十年（1637年）、十二年（1639年）、十四年（1641年），“人相食”的慘劇頻繁發(fā)生。除《五行志》記載的五次之外，《明史》記載崇禎一朝的“人相食”事件還有四次：崇禎六年（1633年），河間“歲旱饑，人相食”；（語見《明史·忠義三》。）崇禎九年（1636年），“山西大饑，人相食”；（語見《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三年（1640年），“兩畿、山東、河南、山、陜旱蝗，人相食”；（語見《明史·莊烈帝紀》。）崇禎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江南漕運，道中馳疏：“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饑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保ㄕZ見《明史·左懋第傳》。）

崇禎皇帝在位短短十七年，見于《明史》的“人相食”記載便有九次之多，平均一年多便要發(fā)生一次。

清代有“康乾盛世”，但見于史料的“人相食”一點也不比前朝少。單《清史稿·災異志五》所載，便有十四次。

不絕如縷的“人相食”告訴我們，歷史傳說所謂繁榮，不過是“虛榮”而已。表面的“繁榮”背后，無不掩蓋著小百姓們無法承受的慘重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