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準則與刑法

關(guān)于“法”這一概念在法家那里的用法，必須澄清兩點內(nèi)容。首先，“法”在各家的討論中常常指“準則”或“標準”。我們已經(jīng)在墨子哲學中看到這一點。墨子討論工匠的準則，并進而把它們應(yīng)用于兼愛（即，每個人無偏私地對待他人）等行為典范。我們甚至發(fā)現(xiàn)《論語》也提到準則：孔子年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第四章）。韓非也使用這一廣義上的法，即法之為準則；像墨子一樣，韓非也將準則的應(yīng)用從日常生活擴展到人的行為：司南、規(guī)矩、權(quán)衡、繩墨及人之行為的對錯（《韓非子·有度》）。在《有度》這一篇文字中，韓非交替使用“法”的兩種用法：廣義上的法，即作為度量之方的法；狹義上的法，即法家所講的作為刑法的法。法律是評判對錯的制度：“以法治國，刑過賞善而已。”【To govern the state by law is to praise the right and blame the wrong.（Han Fei Zi，Chapter 6，‘Having Regulations’，trans. Liao 1939，vol.1：45）】我們頻頻看到法之為準則與法之為刑法在法家文獻中的交替使用。

另外需要澄清的是，在討論刑法之法之前就已經(jīng)有了刑法典的觀念及刑法典的應(yīng)用?！臼啡A慈討論了促發(fā)法的產(chǎn)生的早期文獻資料。（‘Anticipations of Legalism’ 1985：323ff.）】商鞅是秦孝公（公元前381-前338年）的大臣，據(jù)記載他推動了一系列改革，幫助秦國從一個落后的小國發(fā)展為一個軍事強國（Duyvendak 1928：1-40）。據(jù)說他還熱衷于研究刑法（Duyvendak 1928：8）。一些文獻提到，早在公元前513年，晉國就開始使用刑罰?！尽蹲髠鳌酚涊d，公元前513年，孔子對刑法典與刑罰的制度化表示憂心。（James Legge，trans.［1893-5］vol.5：Tso Chuan Chu*瞫u，53，6b**7a：732）--譯者按：《左傳》載，魯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晉鑄刑鼎，孔子譏之，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論語》曾議論過管仲（《八佾》第二十二章，《憲問》第九、十六、十七章）。后來其他法家繼續(xù)發(fā)展了管仲所倡導的一些措施，其中包括推進中央集權(quán)，建立官吏體制，強制實施統(tǒng)一的法令以管理社會生活與經(jīng)濟生活?！維chwartz 1985：324-325.】也有關(guān)于嚴酷而恐怖的刑法的記載，包括像刖（去足）、劓（去鼻）、黥（身上刻字標記）、閹（去勢）之類的肉刑（Bodde 1963：379）。漢字“刑”從“刀”，也表示刑法制度，但它的使用要早于法家狹義上的“法”（Schwartz 1985：323）。

商鞅論法，主張法要嚴，小過而重罰，強調(diào)如此一來輕罪與重罪都可以防止，從而確保君主對民眾的控制：

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商君書·靳令》）

 In applying punishments，light offences should be punished heavily；if light offences do not appear，heavy offences will not come. This is said to be abolishing penalties by means of penalties，and if penalties are abolished，affairs will succeed.（Book of Lord Shang，Chapter 3，para. 13；trans. Duyvendak 1928：258-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