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餐廳笑話段落還引起我注視另一個問題。這時候并沒有部長在場，庫爾威茨上校表現(xiàn)的就是自己希望在同事中留下的印象。問題是他和下級為什么不約而同地喜好逗樂，庫爾威茨上校為什么要那樣一波兩折地“秀”自己的幽默感？從個體官員來說，他們?yōu)槭裁匆爸廊贿€存在的不大不小的危險說這些政治笑話，他為什么要嘲笑自己所從事的事業(yè)、嘲笑自己本來應該效忠的最高領導？從《別人的生活》這部影片中我們看到，這些大小官員是在大家一起說，上下一起說。我們也看到，這并不妨礙庫爾威茨上校在電話里向總書記保證找出撰寫暴露陰暗面文章的作者。這種餐桌上的政治風波對于我們中國觀眾來說一點也不陌生，因其參與者位極人臣者和販夫走卒皆有，思想解放、先鋒，論題關乎大體，曾被一位著名學者稱為“餐桌上的政改風暴”。但是，就庫爾威茨上校在影片里的其他動作來看，他這里的幽默感是對犬儒主義的公然肯定而不是像奧普曼·威茨格爾那樣準備做出自己的行動來改變自己的生存本質(zhì)，來完成自己對自己的救贖。他說些政治笑話只是為了表示自己對那個體制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話語有所認識，他要明確地表明自己與那一套思想和話語的間離和自覺。

幽默感和剛硬的極權主義話語的確是格格不入的，這一點大家都知道。早在20世紀初的蘇聯(lián)，巴赫金就論述過這一點：“權力、鎮(zhèn)壓和權威永遠無法以笑的語言發(fā)話?！?/p>

聯(lián)系我們周圍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觀察，這種用幽默表示出態(tài)度的行為方式和心態(tài)很有研究價值。這種犬儒主義指導下的自覺會導引出什么生存選擇因人而異，千差萬別。庫爾威茨上校多次提醒奧普曼·威茨格爾，對作家的監(jiān)視對他們兩人的地位、升遷影響巨大。我們看到，庫爾威茨上校還在向博士銜上校進軍，他花200馬克買來一篇論文--《論對藝術界各種性格類型政治意識形態(tài)異己分子的監(jiān)控標準》。不僅如此，他還非常具有“歷史感”地勸告奧普曼·威茨格爾：對這種人不能多接觸，因為你會被他們記錄下來。我們看到，犬儒主義的心知肚明和看破紅塵對于一個人的生存選擇和權力感、金錢的取舍來說影響是怎樣多向的，很多時候是靠不住的。后極權社會的絕大多數(shù)人在信念坍塌之后絲毫不妨礙清醒而瘋狂地奪取金錢或享受權力。在監(jiān)視作家的行動失敗后，庫爾威茨上校在現(xiàn)實利益前失去了他的幽默感，他把奧普曼·威茨格爾派去拆公民的信件：“今后20年，你都將在那里拆信。”他非常怕自己被作家們記錄，但是歷史還是被記錄下來了。他發(fā)出讓奧普曼·威茨格終生拆信的命令是1985年3月11日下午3點過后不久，4年零5個月之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被人們踩塌了。聽到這消息，奧普曼·威茨格爾和幾個國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員平靜地起身，走出了那間灰暗的拆信辦公室，那個當年在餐廳講政治笑話的小伙子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