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指出的是，這種歇斯底里的瘋狂，這種卡通畫式的簡單，是莫言小說中幾乎所有人物的特點(diǎn)。例如，在《紅高粱》里，余司令竟然這樣對(duì)待自己的“干兒子”（實(shí)際是親兒子）：“他拿過一只酒盅，放到我父親頭上，讓我父親退到門口站定。他抄起勃朗寧手槍，走向墻角”；“余司令走到墻角后，立定，猛一個(gè)急轉(zhuǎn)身，父親看到他的胳膊平舉，眼睛黑得出紅光。勃朗寧槍口吐出一縷白煙。父親頭上一聲巨響，酒盅炸成碎片。一塊小瓷片掉在父親的脖子上，父親一聳頭，那塊瓷片就滑到了褲腰里。父親什么也沒說。奶奶的臉色更加蒼白?！边@樣的敘事，顯然是對(duì)席勒的《威廉·退爾》的簡單化模仿。在席勒的作品里，瑞士的民族英雄退爾拒絕向奧國總督蓋斯勒用來侮辱瑞士人的那頂“帽子”敬禮。蓋斯勒的手下認(rèn)出退爾就是放走牧人魯特赫德的人，罪不可赦。蓋斯勒在退爾的兒子頭頂上放了一個(gè)蘋果，只要退爾用箭射中蘋果，就可以免罪。神箭手退爾一箭射中。最后，蓋斯勒死在退爾的箭下，瑞士民族獲得了解放。在這個(gè)故事里，退爾是被逼無奈才向兒子頭上的蘋果射箭的，然而，在《紅高粱》里，卻沒有任何人把酒盅放到余司令兒子的頭上，并強(qiáng)逼他拿槍射擊，--他之所以有如此瘋狂的舉動(dòng)，完全出于一種完全不可理喻的沖動(dòng)，即證明自己的兒子是否“有種”。這種幼稚而瘋狂的行為，在任何心智健全的中國人看來，都是不合情理、不可思議的。雖然它與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也與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xué)和口頭文學(xué)”毫無關(guān)系，但在西方讀者的“誤讀”中，卻有可能被錯(cuò)會(huì)為《三國演義》中的傳奇英雄的壯舉，有可能被誤解為神秘莫測的“中國性”和倜儻不羈的“中國氣質(zhì)”。

在《檀香刑》的第六章，孫眉娘這樣在月光下抒發(fā)自己對(duì)錢丁的愛情：“鳥，鳥兒，神鳥，把我的比烈火還要熱烈、比秋雨還要纏綿、比野草還要繁茂的相思用你白玉雕琢成的嘴巴叼起來，送到我的心上人那里去。只要讓他知道了我的心我情愿滾刀山跳火海，告訴他我情愿變成他的門檻讓他的腳踢來踢去，告訴他我情愿變成他胯下的一匹馬任他鞭打任他騎。告訴他我吃過他的屎……老爺啊我的親親的老爺我的哥我的心我的命……鳥啊鳥兒，你趕緊著飛去吧，你已經(jīng)載不動(dòng)我的相思我的情，我的相思我的情好似那一樹繁花浸透了我的血淚，散發(fā)著我的馨香，一朵花就是我的一句情話，一樹繁花就是我的千言萬語，我的親人……孫眉娘淚流滿面地跪在了梧桐樹下，仰望著高枝上的鳥兒。她的嘴唇哆嗦著，從紅嘴白牙間吐露出呢呢喃喃的低語。她的真誠感天動(dòng)地，那只鳥兒哇哇地大叫著，一展翅消逝在月光里，頃刻便不見了蹤影，仿佛冰塊融化在水中，仿佛光線加入到火焰里……”在這里，我們看見了與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里的經(jīng)典場景極為相似的畫面，但是，讓人費(fèi)解的是，這樣的夸張而煽情的告白，既不“真實(shí)”，也不“感人”；既無“中國性”，也不“莎士比亞化”；它是對(duì)“魔幻”技巧的過度利用，是一種純粹主觀化的虛假描寫，并無多少美感和詩性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