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述方式上，日本古代文論具有私人性、非社會性、家傳化的特點。

比較而言，西方的文論從古希臘文論開始，就具有強烈的社會化特征，文論家的著述對象，一開始就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包括文論在內(nèi)的古希臘羅馬的學術(shù)文化的傳播方式，主要是在面向社會的“學園”和面向公眾的演說中實現(xiàn)的。印度古代文論依托于社會化的印度教，也具有相當?shù)纳鐣浴Ｖ袊糯捎诓娠L制度、科舉制度等，文學與文論也具有很強的社會化特點，文論作者都有以此立身揚名、經(jīng)世濟民的想法。例如梁代劉勰費盡心血寫成的體大慮周的《文心雕龍》，卻沒有藏于家中、留給后代，而是千方百計將此書獻給朝廷，為此而裝作賣書人天天守候在路旁，等待當時的文壇領(lǐng)袖沈約路過時獻上，類似這樣的情況在日本文論史上是絕對沒有的。日本文論屬于“歌道”、“藝道”，而在日本的傳統(tǒng)文化中，包括各種技藝在內(nèi)的“藝道”，都具有很強的私秘性，不外傳、不示人，只傳給特定的繼承人。作為日本文學之基礎(chǔ)的和歌之學，在日本平安王朝后期逐漸成為一種“家學”，由若干世家名人，對和歌、連歌技法的制定、傳承與唱和方式的確立、理論主張的提出等，加以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和歌論、連歌論也帶有很強的“家學”色彩。日本文論的題名中大都有“秘府”、“秘傳”、“口傳”、“秘抄”、“最秘抄”等字樣，明確表明了這些書籍和文章的私秘性。更有一些文論家（如世阿彌）常常在書后或文末，特別叮囑此書為“秘傳”，萬萬不可外傳，只傳給某某人，如此之類。有的是文論家應(yīng)特定人士的要求，而將某一問題寫成書信，專給特定人士閱讀，并叮囑勿要給別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