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但在具體的比較文學研究中，根據(jù)研究目的的需要，“移語”研究與“譯語”研究可以分頭進行，也可以交叉進行。但是，比較文學中的嚴格的“比較語義學”的方法，主要運用于同一詞語、概念或范疇的跨文化的傳播、影響與接受、變異等的研究，而不是完全沒有傳播、沒有影響關系的詞語、概念之間的平行比較。例如中國的“道”與西方的“邏各斯”、中國的“風骨”與西方的“崇高”之類的概念范疇，因互相之間沒有傳播與流動，則不屬于“比較語義學”的適用范圍。歸根結(jié)底，“比較語義學”是國際文學交流史中以詞語、概念或范疇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的個案研究與專題研究的方法。對相關詞語、概念或范疇的平行的對比，也應該在事實關系的基礎上進行。若不如此界定，則“比較語義學”作為研究方法就會彌漫化、普泛化，并最終失去它的具體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比較語義學”的方法運用到比較文學中，又不同于通常的文學交流史的傳播研究中的實證主義，它要求語言學與文學的跨學科的交叉，要求對語義做動態(tài)的歷史分析與靜態(tài)的邏輯分析，對語義形成流變起重要作用的哲學、宗教、歷史等的深度背景，也要予以揭示。因此，“比較語義學”既是一種具體可操作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種有著廣闊學術(shù)視野與深厚思想底蘊的學術(shù)觀念。

“比較語義學”的方法，對東亞漢字文化圈區(qū)域文學的比較研究，尤其適用。

我在近來所做的有關中日文學關系、中日文論關系的相關研究中，也在自覺運用并檢驗“比較語義學”的方法。在《日本古代文論選譯》、《日本近代文論選譯》兩書的基礎上，我又運用“比較語義學”的方法，對中日古典文論的一系列關鍵概念，進行比較研究。這些概念包括：1.文；2.道；3.心；4.氣；5.誠；6.秀；7.體/姿；8.雅；9.艷；10.寂；11.花/實；12.幽玄；13.物哀；14.情/余情；15.風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