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道”與“佛道”結合的第二種情形，就是以佛道來解說歌道，或以佛道譬喻歌道。連歌理論家心敬（1406-1475）在《私語》一書中，認為“西行上人說過：歌道只是禪定修行之道。歌道如能達到‘誠’的境界，那就等同于頓悟直語的修行?！被谶@樣的認識，他在該書使用這樣的比喻或比附—和歌、連歌猶如佛之三身，有“法”、“報”、“應”三身，“空”、“假”、“中”三諦的歌句。能夠即時理解的歌句，相當于“法身”之佛，因呈現(xiàn)出“五體”、“六根”，故無論何等愚鈍者均能領會。用意深刻的歌句，相當于“報身”之佛，見機行事，時隱時現(xiàn)，非智慧善辯之人不能理解。非說理的、格調幽遠高雅的歌句，相當于“法身”之佛，智慧、修煉無濟于事，但在修行功夫深厚者的眼里，則一望可知，合于中道實相之心。

在能樂論中，世阿彌的《游樂習道風見》也使用同樣的以佛學相附會方法，此不贅引。

顯然，這樣的方法與中國宋代盛行的“禪宗喻詩”較為相似，但不免牽強，遠沒有中國的“以禪喻詩”那樣自然熨帖，而且沒有成為一種文學批評的普遍使用的方法。但不管怎樣，試圖將“藝道”與“佛道”結合起來，體現(xiàn)出了佛教對日本文學與文論的深刻影響，也體現(xiàn)出了日本古代文論家使“藝道”獲得無限的宇宙背景，并由此將“藝道”加以提升的內在愿望。

然而這樣的將“藝道”向上提升的努力，卻被18世紀以本居宣長為代表的所謂“國學派”文論家，給拉了下來。本居宣長的等身著作，根本宗旨是清除、否定儒教與佛教為中心的中國文化（他稱為“漢意”）對日本文化的影響，宣揚日本文化的純粹性、先進性與優(yōu)越性，以日本民族的“古道”、“皇道”、“神道”或“神皇之道”來對抗來自中國儒學的“圣人之道”。在《直毗靈》一書中，他論證日本的“神道”不是天地自然之道，因此它不是中國老莊哲學的“道”，同時它也不是儒學主張的“圣人之道”，而此“道”是由日本的《古事記》中所描寫的“高御產(chǎn)巢日神”之靈所創(chuàng)造的，后來被日本的伊邪那美命與伊邪那歧命兩個始祖神及天照大神所傳承，所以日本的“道”之為“神之道”，根本不同于中國的“道”。他還宣稱：別國的“道”都喪失了，只有日本的“神道”得其“正道”，因此日本的“道”也應成為全世界之道。眾所周知，能夠流傳于世并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哲學史、思想史、宗教史及文藝理論史上的最高抽象概念，都具有全人類與全宇宙意識，都不會自設地域的藩籬、民族的藩籬、國家的藩籬。印度的“佛”，歐洲基督教的基督，中國的“道”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