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徐永昌回憶，兵變發(fā)生后，其所部毅軍奉命“在大路上散開截堵變兵，五營中經常有十哨人出動，在京、通各路展開很長的一線，變兵被管押或處決，物品歸公，而若干銀錢飾物，不少都裝入了堵截者的腰包”；嘗到甜頭后，“弟兄們仿佛像貓子吃慣了野食，派他們固然出去，不派他們亦要自動出去?！鹊浇^無變兵時，他們還有順便偷劫城外居民……一星期后，部隊中風氣便很不好了，有的見面偷問收獲多少，同時營中亦賭博起來?！?/p>

令徐永昌感到哭笑不得的是，毅軍截捕變兵得到意外收獲后，“軍心即起浮動，每每想發(fā)橫財，此種心情，醞釀到夏天的一個晚上爆發(fā)了，在通州街市亂搶一陣（此時毅軍已不駐京），他們鑒于三鎮(zhèn)兵變之事后被人截捕，大多數(shù)復又回營，有幾個士兵搶得一個留聲機，回營時經過鐵路放在路上，上好唱起來。后有別的變兵走來，遙向其地放了兩槍，無人還聲，走近一看，留聲機仍在唱，但無人在旁，究竟是試唱以后，覺得無意思棄之而去，抑為槍聲驚走，不得而知，反正是不要了。又搶回之物，過了兩天，除很少細小的都留存外，其余聽說上邊要搜查，有的送給百姓，有的扔在營墻之外或投入井中，所在皆是。大多是搶時有興趣，搶到以后，卻又不一定想要，或是不敢要，故變兵心理，實在微妙難測”。

兵變中的搶掠行為也不必大驚小怪，在新舊政權交接的中空期，出現(xiàn)短暫的無政府狀態(tài)實屬必然，而要結束這種變亂，通常要以幾個倒霉的搶匪或亂兵的腦袋作為終止。事實上，兵變中首開大規(guī)模搶掠先例的并非是京津兵變，而是發(fā)生在保路運動的所在地：成都。

辛亥革命的先聲起于四川省“保路運動”，但四川省是南方各省中獨立最晚的。11月27日，身上背負累累血債（“成都血案”）的趙爾豐在形勢逼迫下主動交權，保路風潮的風云人物蒲殿俊隨后被推為都督，第十七鎮(zhèn)統(tǒng)制朱慶瀾為副都督。權力更迭的背后，實為趙爾豐策劃一切，而其目的在于自保，因為蒲系文人，手握兵權的朱慶瀾則是其一手提拔的親信，可以控制局勢。

趙爾豐的如意算盤最終卻落空了。12月8日，蒲殿俊、朱慶瀾在成都東校場舉行閱兵，新都督蒲殿俊還沒說兩句，下面即有士兵大聲喧嘩，說答應發(fā)三個月的餉，為何只發(fā)了一個月，接著有人朝天放槍，隊伍前的放餉委員被當場打死。槍聲一響，校場內頓時一片大亂，蒲殿俊當場被嚇得兩腿戰(zhàn)栗，全身癱軟，后被兩個馬弁背著逃出，而身為統(tǒng)制的朱慶瀾也隨后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