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良王的判斷依據(jù)，是中國自古以來，作為一支大陸力量，對外張力極其有限，從未有征服海上島國的記錄，自宋以來，中國基本處于頻繁應(yīng)付外侮侵略中，更何談海戰(zhàn)勝利經(jīng)驗。

所以，這個執(zhí)掌日本大半江山的王者，雖承認本國實力沒有強到戰(zhàn)勝中國程度，但料定大明皇帝不敢做蒙古遠征軍都做不到的事，朱元璋的“戰(zhàn)爭威脅”，不過是“說大話”而已，自己也不妨以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放出“大話”——放馬過來，俺不怕你。

果如日本所料，盡管日本一再不敬，朱元璋只是大話壓人，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不知他是忌憚“日本神風”、免蹈“蒙古之轍”，還是覺得勞師遠伐、得不償失，總之后來“沒和倭寇一般見識”。

再后來，朱元璋在留給接班人的鐵券丹書中，明確規(guī)定日本為“不征之國”。他竟從日本的應(yīng)戰(zhàn)書的字面中找回了面子——既然日本稱我為“天朝”，自稱為“臣”，朕也就寬懷大度，不再究日本殺使者的事情了。

朱元璋此舉，看似大度，實則無奈——我不打你了，你也別惹我。大明時期，中日力量雖然仍不對等，大明國力明顯高出滋擾沿海、小打小鬧的日本幾籌，但從對抗之“國家氣勢”上，已呈“均勢”。

當然，隨后朱棣時代也發(fā)生了日本朝貢、甚至為朝貢打破頭的事情，但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臣服，而是另有緣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