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一個叫田永霞，一個叫張大麗。十六歲，第一次離家。大年初九——這天是出遠(yuǎn)門的黃道吉日——她們從河南農(nóng)村的老家出來。村里有個姑娘在東莞的一家廠里打工，一個月掙八百塊，她們也想掙。她們每人付給一對夫婦四百塊錢，這對夫婦答應(yīng)給她們安排進(jìn)廠工作，并帶她們從村里出來，坐了三天的汽車?？墒堑搅藮|莞，沒有工作，這對夫婦也不見了。

兩個女孩在公交車站捱了四個晚上，終于和某個老鄉(xiāng)聯(lián)系上了。老鄉(xiāng)給她們找了一家電器廠的工作，一個月三百。工資很低，但她們也沒法跟老板談工錢?！澳莻€時候我想進(jìn)廠，就為了睡個好覺，” 永霞說。她的臉寬寬的，小眼睛，愛笑。大部分時間都是她在說話。大麗要苗條些，更好看，五官精致，牙齒不齊。

兩個女孩子很快就了解了工廠生活的等級，她們身處最底層。先來的工人瞧不起新來的，也不跟她們說話。這是一個較小的分廠，工資低，但是在公司的總廠打工需要有技術(shù)，還必須有像樣的身份證。兩個女孩進(jìn)廠時用的文件是找別人借的，因為她們還沒有申領(lǐng)自己的身份證。一天在流水線上八小時班，周末休息，但這并不是好事，因為加班才意味著更多的工資。做鞋的廠子工資更多，但大家都知道鞋廠的工時極長，兩個女孩經(jīng)常辯論，為了多賺點錢是否值得累到筋疲力盡。永霞和大麗進(jìn)廠沒多久，就開始談到辭職。

兩個姑娘離家前有一個約定： 如果到東莞的第一份工泡湯了，她們就直接回家。但是當(dāng)?shù)谝环莨ふ娴幕癁榕萦皶r，她們留了下來。她們已經(jīng)來到了城市，和從前不同了。

遇到永霞和大麗的時候，是我剛來東莞的第二天。那是一個2月的上午，天空暗白，空氣里滿是熱氣和摩托車的尾氣。在珠三角，下個月就將開始入夏。我?guī)е鴥蓚€女孩去了一家面館，給她們點了可樂。她們小心翼翼地從吸管里啜著可樂，告訴我她們離家的故事。

我對她們解釋說，我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永霞翻來覆去看我的名片，琢磨著上面陌生的北京地址。“我們能給你寫信嗎？”她突然說?！拔覀兒芟雼寢?。我們很寂寞?！蓖高^面館的窗戶，一個姑娘發(fā)覺外面有情況。兩人起身散開，好像一對受驚的鳥。“不好意思，我們得走了?！?/p>

我追上她們的時候，她們已經(jīng)快到下一個街區(qū)，倆人站在人行道上，中間有個姑娘——她們的意外收獲——就是去年來東莞打工，一個月掙八百的那個老鄉(xiāng)。她可是有門路的，這次永霞和大麗不會放過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