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閱讀今天意義上的“經典”是在1976年的某一天。

當時“四人幫”剛剛被打倒，我們這些小學生不久前還在似懂非懂地高唱自己編寫的“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兒歌，轉眼之間，又在老師的帶領下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四人幫’”的熱潮當中去了。我們的英語老師，教了我們一句英語口號：“Smash the four men！”放學后我就鸚鵡學舌地讀給了我英語系畢業(yè)的父親聽，沒想到被父親大罵一頓。那一天，我覺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就很沒趣地躲到房間里。百無聊賴的我，不知道從哪個角落里，抽出一本殘破不堪的線裝書來——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

此后，這本殘書跟了我很長時間，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學，并隨我漂洋過海來到德國漢堡大學，一待就是好多年。在我的印象中，這本書并不是一個什么好版本，隨便一個地攤都能買到。雖說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石印本，但內容卻完整無缺。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依然在閱讀《大學》、《中庸》，并且深有感觸：當時的我并不知道世界上能有一本書會讓我花費整個生命去閱讀，而事實是《大學》、《中庸》已經在我的閱讀生涯中跨越了整整三十年，而且注定還會延續(xù)下去。從此之后，我也明白了，有些書不是讀過了就可以擱在一邊的，而是彌讀彌新的。從歷史上看，自從元朝把“四書”（“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定為科舉考試的內容之后，它們就成為讀書人必須熟背的經典了，相當于現在的“國家指定教科書”。僅僅就這一點而論，“四書”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力，是無法評估的。

《論語》、《孟子》大家相對比較熟悉了，而《大學》、《中庸》就比較特別了，他們原來只是《禮記》里的兩篇文章，并沒有特別尊崇的地位。其中，《中庸》在漢代已經脫離了《禮記》，并且擁有了單行本，但《大學》就不一樣了，直到司馬光時代才開始出現單行本。當然，司馬光這樣的大學者、大歷史學家，也沒有告訴我們《大學》的作者究竟是誰。

很多年之后，南宋的朱熹不僅繼承司馬光，把《大學》單行，而且繼承二程（程顥、程頤），改變《大學》原文的章節(jié)文字，并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門人！這樣一來，《大學》不僅取得了儒家經典的最高地位，“四書”的系統也就確立了。

那么，朱熹為什么非要這么做呢？弄明白這個問題，不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時也可以看出“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是有著獨特的生命歷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