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貝克的難題在于，第一，這種“大全”不過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即使它真有，也一定要通過“有根”的個體通過想象來建構(gòu)，它不能不是地域的、歷史的、民族的和意識形態(tài)的，因而就難以純粹，難以客觀，難以獲得全體個體之認同。這就是說，第二，在其最終的意義上，個體不可能被廢棄，因為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任何意識，比如“大全”意識，必須有所寄寓；意識是個體的意識，若是沒有個體，那誰來想象“大全”？

a 該詞舊譯“世界化”，同源派生詞有“世界主義”等，但現(xiàn)代漢語的“世界”不含地方性的意思，這與其英文和德文的對應詞（world,.Welt）是一樣的。“世界”總是在總括的意義上說的，如歌德和馬克思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概念，其中地方性是要被排除的?，F(xiàn)改譯為“全域化”，以將原詞的合成含義表達出來。

即使將來真有一天，世界大同了，個體的個體性、獨一無二性也不會在這大同中消失。

通過賦予新義的“全域主義”，貝克否定了以民族為單元思維的“美國化”，這也是對同樣性質(zhì)的“文化帝國主義”的拒絕。但是，第三，“全域主義”仍然假定有民族、地方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存在其內(nèi)，而如果其中各方不是勢均力敵、旗鼓相當?shù)脑?，則一定就有優(yōu)勢的一方對另一方或其他各方發(fā)揮較大的作用。無論這作用是柔性的葛蘭西的“霸權(quán)”或者列寧的暴力專政，都將有“文化—帝國主義”的存在。不錯，“美國化”或“文化帝國主義”是以一個對全球化的民族式理解為其前提的，但是要去掉這一前提，除非無視全球交往所產(chǎn)生的民族矛盾和沖突，除非將個體解除，將人類解除，如此方可回到原始的、洪荒的、天地不分的“大全”。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帝國主義”的仍然有效性在于，它假定了民族、地方在全球交往中的不可祛除性，更進一步，也假定了個體存在的永恒性。“第二次現(xiàn)代化”的“超民族性”不可能終結(jié)“第一次現(xiàn)代化”的“民族性”，至少在目前、在可見的未來如此?！艾F(xiàn)代性”將穿過“后現(xiàn)代性”而進入“全球性”，它當然會在對后現(xiàn)代狀況的適應中對自身進行重新定位。

必須注意，貝克的“全域主義”雖然表面上似乎仍然承認對立、差異、民族、個體，但由于他將這一切都“囊括進”（include. into）一個“自然”（cosmos），一個“大全”之內(nèi)，而使這一切都成了所謂的“內(nèi)涵式對立”（inclusive. oppositions），即是說，這些對立元素已經(jīng)失去其先前的意義，它們不再是其自身。在貝克，“全域主義”的另一表述是“超民族性”（transnationality）。同理，雖然在超民族的邏輯中仍然有民族，但由于這些民族相互之間不再是“一對一的應和關系”（one-to-one. correspondence），它們可以相互說話，而且都要跟一個“大全”說話，其先前的相互說話被提升為同時跟“大全”說話，即超越民族自身而與“大全”對話，接受“大全”的規(guī)范和制約。民族被超民族化，被全域化，這結(jié)果也就是“去民族化”，即民族的消失。具體說，甚至“一旦引進歐元”，一旦涉及“歐洲”概念，個別的歐洲國家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便無復存在了。 ^a貝克爭辯，作為一個位于更高抽象級別的概念，其“在“全域主義”此的前提是，民族的不再是民族的”，它是對各個具體民族的抽象、超越，因而否定。進入“全域”，進入“全球”，就意味著放棄民族或國家的“主權(quán)”和“自主性” —.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國將不國”現(xiàn)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