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實干家和普通百姓常常發(fā)現(xiàn)，上述這些有關行為和動機的問題太過復雜，于是轉而尋求另一種解釋。他們將實力簡單地定義為：所擁有的能夠影響結果的能力或資源。因此，他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擁有相對較多人口、廣袤的領土、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經(jīng)濟實力、軍事力量，且社會穩(wěn)定，那么這個國家就稱得上是有實力的。這種定義的優(yōu)勢在于，它使實力顯得更具體、可衡量、可預測，但這種定義也存在問題。當人們將實力與資源畫上等號時，有時會遭遇這樣的悖論：天生強悍未必處處如意。

實力資源不像金錢那般具有可替代性。贏得一場游戲的勝利資本，到了另一場游戲中也許會失去用武之地。打撲克時的一手好牌，到了玩橋牌時就毫無用處。 就算打撲克時抓到一手好牌，如果牌技不佳照樣會輸。擁有實力資源不能保證處處如愿以償。若論實力，美國遠超越南，但最終卻輸?shù)袅嗽侥蠎?zhàn)爭。2001 年，美國堪稱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但即便如此也沒能防止“9·11 ”恐怖襲擊事件的發(fā)生。

就達到目標而言，將資源轉化為真正的實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領導藝術。然而，現(xiàn)實中決策失誤時有發(fā)生，領導者常常誤判形勢——1941 年的德國和日本、1990 年的薩達姆·侯賽因就是這類例子。因此，游戲開始之初就得判斷：好牌在誰手里。與之同樣重要的是，一定要明白這是個什么樣的游戲。在特定環(huán)境中，哪些資源可為實力提供最強勁的基礎？比如，石油資源隨工業(yè)時代的來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同樣，鈾在核時代將占據(jù)舉足輕重的地位。

以前，國家間的實力資源相對比較容易評估。國際政治中，測試“大國實力”的一種傳統(tǒng)方式是“戰(zhàn)爭力量”。但幾個世紀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戰(zhàn)爭力量的來源時常發(fā)生變化。在18 世紀的歐洲，人口是至關重要的實力資源，因為它是稅收和征兵的保障。1815 年拿破侖戰(zhàn)爭末期，普魯士在維也納會議上向反法同盟的勝利伙伴們展示了一份詳盡的割地重建計劃。其中，土地和人口是其抗衡法國的實力資源。在前民族主義時期，對普魯士而言，移交地區(qū)的居民不會說德語根本不會構成任何問題。然而，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以至于1870 年它從法國奪取的阿爾薩斯– 洛林地區(qū)最后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禍根。民族主義大潮的來襲使環(huán)境發(fā)生了變化，那些移交省份非但算不上財產(chǎn)，反而成了普魯士的包袱。簡而言之，要對實力資源做出判斷，必須先了解大環(huán)境。判斷好牌在誰手里之前，先得弄明白這是一場什么游戲，牌的價值會發(fā)生怎樣的變化。

當今信息時代，實力資源的分配在不同議題上差異巨大。我們只知道，美國是當今“單極”世界的唯一超級大國，但這種說法的背后，事實遠非看起來那么簡單。世界政治猶如一盤三維棋局，要想贏得這盤棋就得同時在水平和垂直空間里落子。這盤三維棋局中，上層棋盤是傳統(tǒng)的國家間軍事較量，美國憑借其全球軍事影響力的確稱得上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因此，用“單極”、“霸權”這樣的傳統(tǒng)術語來描述美國并不為過。三維棋局里的中層棋盤是經(jīng)濟力量的角逐，這里的實力分配呈多極態(tài)勢。在貿易、反壟斷以及金融監(jiān)管問題上，如果沒有歐盟、日本、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同意，美國就無法達到預期目的。如此看來，美國根本稱不上有什么霸權。下層棋盤是各種跨國議題，比如恐怖主義、國際犯罪、氣候變化、疾病傳播等。在這個棋盤上，各種力量廣泛而無序地分布在國家和非國家主體之間。在此，無論左派、右派的宣傳家們怎么聒噪，什么單極世界、美利堅帝國的說法都成了無稽之談。上述一攬子問題，如今正闖入世界大戰(zhàn)略之中。但許多政治領導人仍然埋頭于上層棋盤中的軍事資產(chǎn)和傳統(tǒng)的軍事對策。他們將必要條件錯當成充分條件。作為玩家，他們只將目光局限于這個三維棋局中的一個棋盤，長此以往，必輸無疑。而且，要想在最下方的跨國議題棋盤上占據(jù)優(yōu)勢，往往需要動用軟實力資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