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這是最值得人們警惕的。如果任由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發(fā)展，中國社會就有可能走向一個極端，中斷現代化的進程，陷入新的混亂狀態(tài)。從人類在20世紀進行的將近100年改造社會的歷史大試驗中看得很清楚：如同先賢顧準所說，不管立意多么真誠美好，沿著1789年（法國大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能夠獲得的絕不會是人們曾經許諾過的地上天國，而只能是大災難和大倒退，娜拉出走以后又回到了原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一直在“起義—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義”的歷史怪圈里輪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帶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更確切地說，給我們帶來了顧準所說的“1789—1871—1917這股潮流”。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周期律”將不再重復。但是事與愿違，革命取得勝利18年后，中國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用顧準的話說，“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yōu)楸Ｊ氐姆磩拥膶Ｖ浦髁x”。

為什么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卻轉化成了雅各賓式或斯大林式的專制主義？顧準的回答是：這一潮流的領導者設定了建立地上天國的終極目標，自認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專制獨裁、恐怖殺戮等來實現這一目標。

古今中外的歷史證明，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中國改革雖然取得了驚人的成績，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于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于社會背景和價值觀上的差異，往往對于這些矛盾的由來做出不同的解讀，提出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凸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于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極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系民族命運的大問題。

馬國川：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因為目前改革遲滯，所以這種悲觀論調很有市場。

吳敬璉：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回，是傳統(tǒng)社會結構的產物。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fā)展趨向成為可能。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和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主要由專業(yè)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正在中國迅速壯大。假以時日，隨著新中等階層的發(fā)展壯大，我們完全有可能跳出所謂中國歷史的“周期律”，走上建設現代中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