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種動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尋求一條求生之道，這個新天地是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強加到中國頭上的。諷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顯得極有創(chuàng)造力且生機勃勃，但在與中國的直接對抗時，卻表現(xiàn)出破壞性大于建設性。它加速了舊秩序的瓦解，卻沒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這給中國人留下了在舊秩序廢墟上構建一個新秩序的艱巨任務。中國人背負著傳統(tǒng)的重負，對西方世界的本質(zhì)又一無所知，他們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條適應時代巨變的生存之路。李鴻章稱這種努力為“開三千余年未有之變局”。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上海，1921年），“奏稿”，第19卷，第45頁。1872年6月20日的奏稿。中國人面臨著一個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擇，那就是：為了使中國得以繼續(xù)存在，并在國際社會中贏得一席之地，舊中國的多少成分應予拋棄，近代西方的多少東西應予采納。

對一種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場極其艱難的觀念之爭，需要排除那種過度的自尊意識和對外來事物的藐視之情，拋開那種認為富庶的中華上國毋需借鑒化外蠻夷、也毋需與彼等結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過，在1860年中國再度戰(zhàn)敗、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之后，一些較具前瞻的清廷大員如恭親王、文祥、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等人。意識到西方的挑戰(zhàn)乃無可逃避之事實，中國如要生存就必須有所改變。他們引用著名學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號：“師夷長技以制夷”，在60年代初發(fā)起了一場所謂的“自強運動”。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設立了同文館，并按照西洋模式設置了一些由軍工產(chǎn)業(yè)支撐的軍械所和造船廠。這場持續(xù)了約35年的運動，是一種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嘗試；它只采納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實用價值的東西，而另一些更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體制、經(jīng)濟制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卻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這個時期中較進步的中國人也確信，除了堅船利器之外，中國從西方?jīng)]有多少東西可學。

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的敗績，證明了自強運動有不足之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官員意識到這場運動的局限性，認為必須擴大現(xiàn)代化的綱領，把政治改革也包括進去。自信的思想家康有為和他著名的弟子梁啟超，鼓動皇帝遵循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方式，實行維新變法。然而，即使在后期階段，維新分子也并不倡導完全西化，而只是鼓吹建立一種融中西諸因素于一體的混合政體。這場運動的精神是著名的學者型官僚張之洞所說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涤袨楦母锓桨傅慕Y果，是1898年的“百日維新”，但卻突然地以失敗而告終。

與此同時，孫中山發(fā)起了一系列秘密的革命活動。孫中山是一位接受西方教育的醫(yī)生，他認為靠一次不全面的改良來醫(yī)治中國的病痛是無濟于事的，只有通過一場徹底的革命才能解決問題。他接過了民族或種族革命的火炬，倡導推翻滿清統(tǒng)治。他在社會的邊緣區(qū)域開展活動，贏得了秘密會社、下層階級和海外華僑的支持，但卻沒有得到士大夫階層的擁護，他們普遍地追隨著康有為和梁啟超。在1900年那場令朝廷丟盡臉面的義和團事件之后，越來越多的士人也加入了孫中山的事業(yè)，孫的形象由原先的那種“犯上作亂者”一變而為愛國志士。辛亥革命成功之后的第二年，一個西方式的共和國建立了，在四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廢除了由帝王統(tǒng)治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