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能建議，如果實在搞不明白，就把它理解成正大光明一樣的牌匾。正大光明這一詞顯然和普通人沒有關(guān)系，它是為待在最高位置上的人提供的最獨特的工作方式。

實事求是顯然是一個哲學命題，那么哲學又是什么呢？說來可笑，我們從上初中開始就背：哲學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杀沉税胩斓阶詈笠膊恢勒軐W是什么。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年輕人與哲學沒有關(guān)系，告訴了也不懂，教不了也學不會，原因是青少年的知識不夠。所以有人說，大學本科生沒有必要開設(shè)哲學課，因為年輕人無法學，這是很有道理的。這個問題會困擾人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在大仲馬寫的《基督山伯爵》一書中，我們找到了答案：“哲學無法學會，哲學是在各個學科實踐的天才獲得的知識總和，哲學是閃光的彩云，基督把它踏在腳下升天。”

如果認為“實事求是”很重要，那一定是已經(jīng)有些水平的人了，對多數(shù)人來講，湘學士風就是重視經(jīng)世致用，就是先干起來，而不是中原江浙那里尚在崇尚玄學空扯，知道這一點足夠了。行動力使得湖南的勇士們登上了中國近代史的最上層，而不是靠表述自己實事求是。社會學意義上的真理是大多數(shù)人自發(fā)遵循的，但不是自覺掌握的一般規(guī)律，多數(shù)情況下是隱藏在人性之中的。實事求是包含有立場因素，很難判斷，所以我們依然需要繼續(xù)探索更一般意義上的其他的導致毛澤東成功的諸多因素。

或許毛澤東天生就是一個行動者，讀書只是他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徑。大師們所倡導的正合毛澤東心中先天神示，毛澤東的優(yōu)勢心理在這樣一個最佳環(huán)境中生根發(fā)芽長大。毛澤東身上所具有的行動力，使得他的老師們早早意識到他將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使得他注定要超越他的老師們，并將超越老師們所推崇的那些賢者，原因就是他具有無與倫比的行動力。

我們可以看出，由于家境的緣故，毛澤東總是比同齡人晚讀書，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卻總是比同班人知道得多，是不是這種相對優(yōu)勢被逐漸放大的過程，成就了一個中專生登上了巔峰呢？至少我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沒有人會在自卑中成功，成就來自自信，至少要克服自卑，相對的心理優(yōu)勢使得毛澤東很容易克服家境貧寒帶來的自卑，中國傳統(tǒng)的哲學思想中有一個高招叫作后發(fā)制人又為這種進步提供了支持，毛澤東就是這樣一步步走上來了，走上屬于他的競技場。

毛澤東早早意識到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社會實踐。他早早就這樣做了。

1917年暑期，他同已經(jīng)畢業(yè)當了教師的蕭瑜，簡裝外出“游學”，形同乞丐，這一過程遭人白眼和挨罵是不可或少的，毛澤東是在有意識地磨煉自己的臉皮。讀書人在求學上進的過程中，增長了知識的同時，也增加了缺點和心理負擔，那就是脆弱，主要表現(xiàn)就是意志薄弱和臉皮子超薄，顯然毛澤東準備克服這些缺點。例如他們需要蹭船，就是等船到了中游才告訴船工身上沒錢，人家又不能掉頭，還有別的顧客呢，少不得被臭罵一通。辱罵和白眼不會降低他們的游興，他們的目光早就盯在了江河與大地上。在游學中，他們已經(jīng)在推行他們的道德理念，例如作為乞丐實踐者，他們強制財主善待乞討者，否則他們就堵著門不走，這也是毛澤東后來許多作為的縮影。他不再是僅僅局限于自己樂善好施，而是強制其他的人這樣做，一旦擁有力量，他將迫使中國社會的上層人物給下層人民留出生存空間，最終將上層人物犧牲掉以作為普通勞動者奉獻后的精神報酬，這對富人來講絕對是巨大的災難。中國的上層階層常講士可殺而不可辱，聽上去不含糊，實際上不是那么回事，多少次改朝換代也沒見有幾個自殺的。后來毛澤東以強權(quán)摁下他們高傲的頭，讓普通人在物質(zhì)貧乏的時候，心靈得到革命性解放。這一切在毛澤東沒有權(quán)力的時候，他就以個人年輕的身體力量開始實施了。毛澤東他們倆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歷了五個縣，結(jié)交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