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背叛

過去四個月，我們的調查同我們所探索的世界有著微妙的相似之處，它們都如曇花一現(xiàn)，也不曾有任何的文字刊載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我們深知，如果菲利普·奈特利和雨果·楊把調查移步美國進行，周遭的環(huán)境必定大不相同。既然1945年的菲爾比如此重要，他在1950年后出任駐華盛頓大使館“臨時”一等秘書時，又在做些什么呢？他肯定不是在窺探美國人。

也許我們應當考慮在美國開展調查。畢竟，那是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權利法案》賦予了美國新聞業(yè)更多自由，其對待新聞和調查工作的態(tài)度，也與英國的習慣大相徑庭。18世紀，美國報紙曾為脫離英國獨立建國而搖旗吶喊。這對我們吃了白廳一次又一次閉門羹的記者而言，反倒是一種鼓舞，而非震驚。起初我們也并未意識到菲爾比如此重要。

奈特利造訪了位于羅德島的布朗大學。他在那里拜會了一位前中央情報局副主管。菲爾比在華盛頓工作期間，中央情報局尚且羽翼未豐。萊曼·B.柯克帕特里克因小兒麻痹癥退休后，成為了一名政治學教授。奈特利在詢問有關菲爾比的事情時，他一直坐在輪椅上?？驴伺撂乩锟藢C密消息和自己對言論自由的熱忱結合在了一起。雖然他在細節(jié)方面有所保留，但對菲爾比卻是毫不含糊：“他是英國與中央情報局和聯(lián)邦調查局的聯(lián)絡官。”

這比奈特利從尼科爾森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令人震驚。也就是說，在冷戰(zhàn)期間，菲爾比插入西方情報組織的心臟地帶有三年之久。

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大廈，雨果·楊是如魚得水。他以一名國會研究員的身份進入?yún)⒆h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并翻閱了各種文件。那里只有一把椅子，周圍缺少專門的復印設備，楊更無法將它們帶走。好在他可以坐在椅子上，一整天閱讀眼前的文件。

他快速地瀏覽著，突然在一份檔案上停了下來——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對美國造成的破壞性評估記錄。當年，美國國務院以信函的形式回答了來自詹姆斯·伊斯特蘭德參議員的問題。他曾是參議院內部安全附屬委員會主席。伊斯特蘭德在空白處做了潦草的批注。“扯淡！”他對災難的外交掩飾如此評論道。

突然之間，楊發(fā)現(xiàn)麥克萊恩是一個重要的原子間諜。之前，沒有人知道他對于俄國人的價值是什么。麥克萊恩可以接觸到鈾的采購信息，俄方能借此計算出西方準備制造的核彈數(sh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