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英國釀酒公司的新傳票讓一切重歸審理之中。就在這之前，《星期日泰晤士報》對當時的和解協(xié)議，在首頁做了一版的批評報道，題目是：《一磅肉價值幾何？》（What Price a Pound of Flesh？）[2]。依據(jù)普雷維特—培智備忘錄的觀點，這的確是一個例外，但說明不了什么。有關反應停的報道，暴露了一個法律災難和當下新聞業(yè)的短板。

初秋，菲利普·奈特利帶回了第二針強心劑。他一直在密切關注英國釀酒公司的動向。他們和另外389個晚些時候起訴的家庭進行了秘密談判，這些家庭怕極了，對方律師警告說，但凡給報紙泄露一點兒風聲，就一個子兒也別想拿到。其他人還被告知，他們會喪失手中的法律援助證書，進而無法從公共基金那里得到援助。

好在奈特利已經贏得了一些人的信任，手法和他對菲爾比的調查如出一轍。他屬于粘液質[3]的那類人，但他走進我的辦公室時卻顯得非常激動：“我們就不能做些什么嗎？他們大多已準備簽字了，賠償金額只有1969年受害家庭的一半，1969年的一半??！”

今年（1972年）早些時候，一位成功且自持的梅費爾藝術商人大衛(wèi)·梅森曾引發(fā)過一陣短暫的震動。他拒絕和其他受害父母一道，接受一個325萬英鎊的信托基金。而英國釀酒公司提出，他們的賠償報價取決于所有受害家庭都能全盤接受。

受害父母的初級代理律師金伯·鮑，以及顧問御用大律師詹姆斯·米斯金接受了這個條件。梅森則拒不接受。對他來說，這簡直就是施舍，而且是吝嗇的施舍。受害父母的律師團將梅森告上法庭。作為受害兒童的訴訟代理人，他和另外五個家庭被法官辛科利夫從本案中剔除。這就意味著，孩子們在法律上的賠償決定權，交到了一個無遺囑財產管理人的手中。

這個決定稍后被高院的丹寧勛爵[4]推翻，所有受害人也借此獲得了拒絕英國釀酒公司的權力。不過，丹寧賦予的自由和接下來數(shù)月的談判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沉默背后強加于人的，是對法律的蔑視和恐懼。一份霸王協(xié)議即將誕生。

“1969年的一半，”奈特利說，“普雷維特和培智已經證明，1969年的全額賠償不及所需金額的一半。這個全額賠償已經打過四折，現(xiàn)在還要在這個基礎上再減去一半……”結果真是這樣的話，一個無臂的小姑娘長到十幾歲時，只能依賴不超過6 000英鎊過活。這區(qū)區(qū)的6 000英鎊是夠支付特殊護理的費用，還是能撫平孩子的痛楚，或是換回失去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