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圍的出版物收集工作由年輕的圖書館學專家弗雷德里克·G. 基爾戈（Frederick G. Kilgour）負責，隸屬情報協(xié)調(diào)局研究分析處處長威廉·蘭格教授的領導。弗雷德里克于1935 年畢業(yè)于哈佛大學化學專業(yè)，但隨后前往威德納圖書館從事縮微拍攝外國新聞報紙的工作。1942 年3 月蘭格把弗雷德里克選拔上來，派他負責收集主要來自德國的出版物。由于其委員會涉及許多機構(gòu)的利益，所以盡管弗雷德里克只有28 歲，但突然間便身兼數(shù)職，不僅是外交官、科學家，也是辦公室勤務員。東亞并不是他最少操心的部分。我有萊卡相機和膠卷，因此可以將一些我希望從中國情報機構(gòu)獲得的有關日本、中國或者其他方面的資料縮微拍攝并寄回華盛頓。例如，伯頓·法斯就急于獲得來自東京的報刊、年鑒和政府報告等資料。

由于我也希望將中國的出版物送回國內(nèi)，打通困難時期被中斷和關閉的正常管道。因而我是由國會圖書館館長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派到中國的代表，雖然預算緊張，但得到很多善意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國會圖書館東方區(qū)負責人恒慕義博士的支持。

最終，我明白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如果想從中國方面有所收獲，就必須有所付出。這是最簡單古老的互惠思想，顯然一味地向別人索取，卻什么都不付出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成為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研究分析處的非正式代理人。與此同時，威爾瑪在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幫我挑選了一些美國學術和科技出版物，并拍攝成縮微膠卷寄給我。我自己也隨身帶來了一臺由華盛頓的一位科學家發(fā)明的投影儀，和一套供放大用的燈泡、鏡頭，可以用來拍攝其他膠卷。

為了在我所從事的工作中貫徹互惠原則，我在為麥克利什1942 年8 月12 日起草的指令和為多諾萬上校8 月18 日起草的指令中都加入了下面這句話：“你的主要任務是恢復中國和美國之間出版物的交流?！?/p>

我向高思先生充分談了很多我的看法，對于目前美國的駐華軍隊以及戰(zhàn)時機構(gòu)支離破碎的情況表示遺憾，因為這種情況導致美國像一只多頭怪物，沒有能力執(zhí)行統(tǒng)一的政策。勞克林·柯里博士由于直接受羅斯福總統(tǒng)派遣，因此不需要經(jīng)過大使就可以直接與蔣介石聯(lián)絡。蓋樂博士也有自己的密電碼，像軍事系統(tǒng)一樣單獨行動，大使無權干涉。所以我必須確保自己的三項學術任務沒有威脅到大使已經(jīng)十分微弱的權威。

高思大使如同方枘圓鑿，格格不入。在一次招待會之后，他和麥克拉肯·費希爾以及我三人一同回來，他和我們整整聊了一個小時，他講到他在上海領事館時候的故事。當時他查獲多個毒品走私集團，并將其繩之以法。正如他所講的，他坦白說他最希望做的工作是成為國內(nèi)某個地區(qū)的地方檢察官，嚴格貫徹法律制度。他多么希望在戰(zhàn)爭開始前就已經(jīng)退休，能得償所愿。他聲稱自己是康涅狄格州的一位典型的美國佬，不能忍受公務浪費和不講效率。即便范宣德以溫和的口吻勸阻他，他還是決定準時參加委員長特設的晚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