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擬上書”之后，康有為的大名一日千里。他躊躇滿志，還投稿參加了上海舉辦的“何為當今中國變法當務之急”的征文，他心里估計是這樣想的：在當今中國談變法者，我肯定是不二人選，我參加此比賽，點個狀元肯定不在話下。然而，評委們卻沒給康圣人面子，在85位獲獎者中，他只得了一個五等末獎，獎金3兩——王韜是當時的評選主持人。

一百多年后，再來說有沒有公車上書，似乎有嘩眾取寵之嫌，幾千年的歷史中，比這更大的驚天大案有的是，而弄清楚了又如何？誰會在意？對誰有用？事實上，公車上書即使沒有發(fā)生過，或與當年實情有出入，也沒有什么，因為這場被康有為制造過、利用過的上書，在我們心里發(fā)生過，在很多人心里都發(fā)生過，在歷史的節(jié)氣里也發(fā)生過，而這就夠了。

就康有為來說，他肯定不是圣人，小人、罪人、犯人、文人的毛病，他一身兼而有之，但一百零七年前那場巧取盛名助維新登臺的“上書”，不但是他的起點，更是中國的起點！

就像胡蘭成所說的那樣：“五四時代是個分水嶺，從此軍閥要過時，國會的花要謝，從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幕府以來的士，從袁世凱訓練下來的新兵，都要讓給新的知識分子與北伐革命軍了。五四時代是‘中華民國’要發(fā)生無數(shù)大事之前，釀花天氣風風雨雨的豪華?！?/p>

按照這個邏輯，似乎也不妨這么說，先五四運動二十四年的公車上書，也是一尊分歷史江流的磐石，從此皇上要過時，頂戴花翎要破敗，名臣權臣要失效，從科舉里取出來的士，從北洋水師訓練出來的兵，從兵工廠和造船廠制出來的槍炮艦船，都要讓位給維新派和革命黨了，1898年是帝王軍閥和民主共和在中國大地上擾攘進退之前，一道劃破長空的閃電。

這道閃電之后，終于下了一場空山新雨，中國要趁著節(jié)氣另換一種面目登場了！